“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仍可能受到安倍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这是由于安倍晋三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而岸田文雄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的外相。近期内，岸田为维护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仍将高度重视自民党内最大派、原安倍派的人事安排与政策倾向。2012年底安倍晋三执政以来，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出现三盘大棋与三个失衡，折射出中日关系的脆弱性背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中主要矛盾的变化。

1、“三盘大棋”是指近十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所表现出来博弈、竞争与合作等不同领域和侧面。

第一盘大棋好似“象棋”或日本的“将棋”的棋局，处于中心位置，具有决定意义。主要指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及结构矛盾：包括历史、领土、台湾问题及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等。

第二盘大棋好比是“围棋”的棋局，服务于“象棋”的棋局，即围绕结构矛盾的国际战略博弈：包括“俯瞰地球仪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太”对冲“一带一路”，以及建立美日澳印四国机制（QUAD），日本谋求与北约的安全合作等。

第三盘大棋好比是“跳棋”的棋局，即跳过结构矛盾的中日务实合作：包括经贸、环保、民生、养老、人文、地方、民间往来等。

通过上述三大棋局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近10年来中日关系的改善为何是脆弱的，以及出现倒退和反复的原因。首先，从关键的“象棋”棋局看，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中日在历史、领土、台湾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两国政治关系。

其次，从“围棋”棋局看，日本外交是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延伸并与安全决策融为一体，受“象棋”棋局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国际上竞争增多，日本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竭力联合更多国家围堵、制衡、对冲中国。而在第三个棋盘中，中日之间如同下跳棋，跨越第一、第二棋盘而开展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利益。

安倍执政期间，在第一个大棋局中仍坚持错误的原有立场，但策略做法有所调整；在第二个大棋局中，日本相当活跃，甚至推动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在第三个大棋局中日本则显示了灵活务实的一面，推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这一时期，中日恢复高层交往取得的主要成果，也主要是在经济贸易、环保民生、人文养老、地方合作、民间往来、观光旅游、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即便是“跳棋”的棋盘有时也会因政治障碍太高而难以逾越，受到一定制约。例如，日方以经济安全为由对华经贸、产业链、科技合作等设限。

2、中日之间出现了三个失衡：一是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相互认知变化；二是中日两国人员往来的变化方面；三是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温”失衡现象。

在民间感情方面，据日本言论NPO等相关民调显示，2011年至2021年，日本对华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比例从78.3%增至89.7%，而中国对日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比例则从65.9%降至52.9%。在中日人员往来方面，据中日双方统计，2010年至2017年，中国赴日人数猛增，从150万人次增至约736万人次；而日本同期来华人数则从350万人次减少至268万人次。2019年末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一度出现的“赴日观光热”戛然而止。中日在上述这两方面的失衡似有内在联系，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日本人对华感情的恶化会导致来华人旅游人数减少。

近1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发展总体向好，而中日政治关系却始终处于不甚理想的状态，出现“政冷经温”局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7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同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总值为1658亿美元；自日本进口商品总值为2056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日贸易去年有恢复性增长，而今年增速相对放缓。2021年中韩贸易总额达3623.6亿美元，与中日贸易总额不相上下。发展下去，2022年中韩贸易便可能超过中日贸易。

3、现阶段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与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与恶性循环，是引起中日关系三盘大棋同时博弈与三个失衡同时出现的重要原因。

中日关系这种“政冷经温”的状态与日本对华战略的演变息息相关。影响日本对华战略的主要为内外两大因素。其一是外因，也即国际形势变化。在国际上，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美战略矛盾的持续上升等引起了日本国际环境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日本政府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与传统地缘政治决策思维，坚定站在美国一边，积极利用中美矛盾，同中国对抗的一面上升。

其二是内因，即中日内部矛盾的变化。近10年来，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成为两国间的主要矛盾，并进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方态度更为强硬，既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也不承认双方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转而通过政府“购岛”及“国有化”试图单方面强占钓鱼岛。这激起中方采取相应反制措施，中国执法船实现了常态化的在钓鱼岛执法巡航。日方以钓鱼岛是所谓日本“固有领土”为由，将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执法巡航称为“侵入日本领海”，将中日关系倒退归咎于中方。

于是，日方从2014年起不断敦促美国总统承诺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协防钓鱼岛，并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加强同中方较量。同时，日方还在国内外大力加强宣传，指责中方“以实力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久而久之，此种做法使得日本社会对华认知与国民感情发生变化，从而加剧了两国在对对方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失衡。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并不真正了解钓鱼岛列岛确属中国固有领土，是中国台湾省附属岛屿而非日本领土。10年前中方关于钓鱼岛归属的宣介声浪，对于10年后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很难产生影响。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对事物印象的形成，需要长期不断地提供正确的相关知识。

日本对华民意持续10年的上述变化又导致日本选举结果的变化，对华立场强硬的政党和候选人容易当选，而一些对华友好人士的后代也变得不友好，日本政府针对中国增强军备等各种强硬政策变得似乎畅通无阻。从国家政策到民间感情，都受到关于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严重影响。

过去这个曾被中日双方搁置的问题，如今实际上成为了中日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引起其他矛盾一个自变量。在日本，近年来涉及上述中日关系的内、外两大因素愈发交织在一起，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即，民间感情的变化通过大选反馈于朝野各政党，使各党派为了争取选票而纷纷采取对华的强硬态度；而政党的强硬态度也必然影响到民间的对华认知和日本舆论，使日本民间对中国大陆的印象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相互影响作用下，日本政局出现了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及鹰派持续掌权的现象，而近期这种政局与国际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便是日本自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大胜，甚至连过去被视为自民党内“鸽派”的岸田文雄，执政后对中国则开展鹰派外交。如何扭转上述局面，堪称是“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课题。围绕钓鱼岛列岛归属认知争议，中方开展正确知识传播的“知的外交”将大有可为。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