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恐怖袭击可以说是法国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大挫败。正是这股思潮削弱了法国的国家能力，才使得恐怖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对这股思潮的反思将是必然的，并且必将导致法国社会的演变。法国民众目前的思潮动向确实是在朝着极右的方向在演变。法国将必然会朝着思想激烈碰撞的方向发展。

目前欧洲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潮。这场难民潮不仅让欧洲各国猝不及防，而且引发欧盟各成员国相互指责，推卸责任。欧盟追随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推行新干涉主义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欧洲正面临自食苦果的局面。

默克尔访华，核心是代表欧洲利益来到中国，中国也支持德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陷入动荡与危机后，中德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肩负着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摆脱经济危机的责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结束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冷战时代”，中德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都应该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不过德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都是很现实的，代表着整个西方的意识形态利益。在政治上我们不应该对其抱有太多的幻想。中美外交进展对于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中美经济合作深入，欧盟也会跟上，德国更不会落后。

伊拉克战争正义与否，其实早已有了清晰的结论。公众想从布莱尔口中得到的，是就战争该不该打问题的诚挚道歉，而不是就决策细节问题的敷衍道歉。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调查结论无新意，道歉无诚意，布莱尔便很难躲过这笔历史账。

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政府此次对日本的安保法案表示支持，既有自身安全政策的考量，也有德国亚洲政策界定模糊的因素。另外在默克尔第三任期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日本在德国亚洲政策中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升到第一位。不过虽然德国有意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但相对于其他亚洲伙伴国家，中德关系在经贸交往规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处于更高层次。德国在中日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与反复，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对其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针对东亚安全问题，德国和欧盟内部迄今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讨论。对于该地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德国和欧盟应该如何定位，目前没有定论。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有望在今年年底出台，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否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统一立场，值得关注。

从危机研究的视角来看，这次欧洲难民潮是典型的“叠加式危机”。持续七年之久的债务危机已使欧洲疲惫不堪，矛盾重重。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欧洲各国的差异性日益凸显，欧洲一体化的很多共识和基础也有所动摇。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难民潮又不期而至，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遥无终日，这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再想保持欧盟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共同努力化解欧洲的危机难上加难。尽管欧洲议会议员同时呼吁召开欧盟、联合国、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参加的国际会议，一些欧洲国家、国际组织也计划召开多层次紧急会议，尽快采取共同行动，终止这场难民危机。但从这场危机的实质危害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来看，欧洲的撕裂仍在加深，快速化解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

姑且不论难民问题形成的根源，以及谁应当对难民负责的问题。对于欧盟来说，难民大军汹涌而至，如何化解危机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个别欧洲国家对于难民事务的推诿使得惨剧一次又一次在欧洲上演，这些令人无法直视的照片传遍了全球，也无时不刻在敲打着欧盟的普世价值，欧盟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价值共同体”，如果不能在危机面前承担起道义责任，妥善处理好难民问题，必将严重削弱其在全球的软实力。

希腊危机在经济上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思考却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内要平衡短期民意对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非理性压力，对外要在合作中对跨区域治理保持足够的清醒，坚持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的第一性。福利欧洲只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人类正在重回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社会都应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此次妥协，与其说是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了具有突破性的协议，不如说是双方基于政治现实的约束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这主要不是因为欧元区的问题，这次妥协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政治性的，因为在深陷乌克兰危机的时刻，欧洲正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安全与政治挑战，所以，欧洲、北约必须保持政治团结，哪怕需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尽管妥协已经达成，但是希腊的危机仍将持续。一方面，救助协议能否真正得以落实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希腊要真正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关键在于能否有勇气真正实施结构改革。

民主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但民主有时可以缓解经济问题。民主本身不会创造财富，它只不过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寻求共识，哪怕只是多数人的共识，政府就可以修改经济政策，从而使国家走出困境。现代国家的基本含义在于，主权属于人民，政权属于政党，只要主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那么，即使发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未必能变成国家的主权危机。希腊政府通过公投方式把国内的问题外部化，巧妙地摆脱了政治上的危机，但对于希腊政府而言，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过，现代民主的特征决定了希腊政府不可能提出长远的打算，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战略眼光，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应付周期性的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