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退欧派以大西洋主义“代替”欧盟是痴心妄想。在美国看来，要和华盛顿保持亲密关系，英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保持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退欧会削弱英国在全球增进自身利益的能力，会让这个国家变穷。而且不光美国，英国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支持奥巴马总统的看法。

欧洲社会民主党正处在一个需要做出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但这种选择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实际上，无论是从政策选择还是从社会基础来看，虽然标榜为现代派的“第三条道路”失败了，但这既不意味着回到传统左翼就是必然的选择，也不意味着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失去了意义。“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只是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简单向新自由主义妥协之路的失败。事实上，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退却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而不是方向，因为真正的方向在于寻找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性政策体系，在于发掘新的“第三条道路”。

欧洲人标榜人权、自由，强力部门自然受之影响，对文化、娱乐、体育、餐饮、旅游、公交、地铁等公共场所管控相对宽松。故而恐怖分子假扮警察或保安，持枪荷弹，招摇过市，屡屡得手。当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时，当地朝野才意识到，恐怖就在身旁。

事实上“基地”或“伊斯兰国”始终未放弃“打疼”美国的企图，但由于美方采取了前述应对措施，这些针对美国的“攻势”大多半途而废，且事发后美国往往会大肆报复，这些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针对性行动。反观欧洲，事前既不能未雨绸缪，事后也不能亡羊补牢，遭到袭击后的反制、打击措施也拖泥带水，屡屡被“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自我反省：须知恐怖袭击也是一种军事行动，恐怖组织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军事行动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舍坚攻瑕，专捏软柿子，既然你比别的“柿子”软，那就“不好意思”了。

面对人口危机、文明危机、信仰危机和恐怖袭击，西方的价值观和现行制度恐怕已经丧失了解决的能力。要么对制度进行大幅度的变革或者完全扬弃，要么甘心走进历史。究竟是何种结果，2016、2017大选将会给我们答案。

自出任德国总理以来，默克尔一直秉持小步前进的执政策略，此次在难民问题上却一反常态，力排众议，坚持寻求共同的欧洲解决方案。欧盟不惜代价与土耳其达成难民交换协议，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利益妥协与平衡：首先，维护欧洲团结。其次，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第三，拯救申根协定。第四，在寻求难民危机的泛欧解决方案中，土耳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想从源头上遏制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潮，缓和现有局势，必须切断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偷渡通道。默克尔积极推动欧土协议，也意味着为协议的执行后果承担责任。这一方案最终能否遏制无序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只要逃亡的根源依然存在，难民潮就很难得到有效的遏制。

要想支撑欧洲的国际影响力，除了要维护欧洲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欧盟需要处理其当下面对的信任危机。为此，欧洲需要一场道德复兴，这一复兴不仅根植于欧洲国家共同的文化遗产，也根植于他们所共享的民主价值。这一运动必须由这样一种意识所推进：欧洲融合与民族自豪之间是相互强化的，而远不是相互排他的——这一看法的前提就是自信的民族国家，为它们各自的遗产而自豪，也为欧洲的共同遗产而骄傲。

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的“脱欧公投”等均给2016年的欧洲带来相当灰暗的前景，但是在这灰暗的前景中却忽隐忽现出一丝亮色，即欧洲经济复兴的亮色。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历了欧元区债务危机，且直至2015希腊债务危机还困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然而，不少迹象显示，2016年欧洲的经济极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正面变化：走出低谷、实现复兴。

难民问题现已成为欧盟的头号麻烦。形成如今的困境，主要原因有三：欧盟应对难民危机只治标不治本；欧盟缺乏统一协调的难民政策；德国难民政策摇摆不定。目前难民来源地战乱未止，无法将其遣返，已进入欧洲的难民不肯返回，而欧盟各国谁也不愿收留，自找麻烦。越聚越多的难民给欧洲社会稳定形成极大威胁。难民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另外难民危机不仅已引发欧盟国家的分裂，而且促使欧洲内部历来存在的排外思潮重新抬头。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