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的“脱欧公投”等均给2016年的欧洲带来相当灰暗的前景，但是在这灰暗的前景中却忽隐忽现出一丝亮色，即欧洲经济复兴的亮色。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历了欧元区债务危机，且直至2015希腊债务危机还困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然而，不少迹象显示，2016年欧洲的经济极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正面变化：走出低谷、实现复兴。

难民问题现已成为欧盟的头号麻烦。形成如今的困境，主要原因有三：欧盟应对难民危机只治标不治本；欧盟缺乏统一协调的难民政策；德国难民政策摇摆不定。目前难民来源地战乱未止，无法将其遣返，已进入欧洲的难民不肯返回，而欧盟各国谁也不愿收留，自找麻烦。越聚越多的难民给欧洲社会稳定形成极大威胁。难民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另外难民危机不仅已引发欧盟国家的分裂，而且促使欧洲内部历来存在的排外思潮重新抬头。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尽管德国官方的回应比较迅速也力求平衡，但事件无疑将对在德国社会积蓄已久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起到强力的刺激作用，对政府移民和难民“开放”政策的不满将公开化并扩大化，德国政府面临着民意分歧和社会撕裂的政治风险。由于德国“宽松”难民政策在欧洲的“标杆”意义，事件的发生及其政治后果还将在整个欧洲造成强烈影响。目前面临民意和社会撕裂的巨大政治风险，德国和欧洲在难民问题上已经退无可退。在现实面前，如果欧洲还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的话，或许更严格的难民政策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这曾经是德国最不愿意做出的选择。

英国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为欧盟财政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英国的改革方案虽动摇了欧盟一体化大厦的根基，但确保英国留在欧盟之内已成为欧盟当务之急。不错，同意英国限制欧盟移民的福利待遇，违背了里斯本条约确定的人员自由流动基本原则。但无论在处理希腊危机，还是难民危机，欧盟都突破了条约和协议的规定和原则。再说，为减轻财政负担，英国“先斩后奏”，已经实施了削减移民福利待遇的措施，也没有掀起波澜。无怪乎，欧盟高层官员和主要成员国普遍表示对谈判“感到乐观”，认为通过相互妥协，作些适当调整，达成协议不是没有可能的。

建立起政治互信，中欧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长、更远。政治互信正在加深，欧洲的对华政策也在积极的调整，但加大塑造新型中欧关系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不仅要把经济合作向前推进，同时要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等外交新理念推广开来，让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对中国的偏见、误解更少一些，政治互信更多一些。

当今时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握，政治组织和政党的“成色”也越来越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左右分界线。实际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做大”已持续多年，而传统大党通常认为它们不过是社会极少数不满者的代表、一小撮人，然而，这种轻视正在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仅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开放社会”等深层价值观的严峻挑战，也具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微妙影响。当下欧洲政党政治是全球政治思潮的重要风向标，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加之近期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多国右翼势力的“回潮”，这些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现象似乎在释放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号，只不过现在我们依然不太能看得清楚。

巴黎的血腥恐怖袭击不仅将对法国的政治认同乃至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规划产生冲击，而且也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蛊惑民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抬头，会使欧洲越来越封闭，甚至成为“欧洲堡垒”。这不仅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亦不利于中国“一带一路”所倡议的实现欧亚经济空间的实现。然而，欧盟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优秀人才，维护中东的安全局势，抵制打着“国家建设”旗号的机会主义者，进而有助于构建中国主张的世界多极化和平局愿景。在现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中国应与欧盟站在一起，并积极参与探讨有关“欧洲的未来”的话题。

如果说恐怖袭击的副产品是法国右转舵，打击IS的成果将会扭转法国政局走向。变副产品为正能量，不仅是法国奥朗德政府的责任，整个欧洲都面临着抵制右翼民粹政党“夺权”的挑战。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勒庞的崛起是对奥朗德的棒喝，也是对欧盟的警示。

如果叙利亚、阿富汗等难民产生大国的动乱、冲突不停止，其政府不能有效地承担起保护和减少难民的责任，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停止。解决难民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途径是要解决产生难民的根源，实现难民输出国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首要就是实现冲突国家的政治和解，实现国内和地区的长治久安，才有望解决和防止因叙利亚、阿富汗这类冲突而产生的难民潮。此外，帮助冲突后国家及其他陷入贫困中的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强人民对本国经济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也是减少难民产出的重要途径。但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