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但民主有时可以缓解经济问题。民主本身不会创造财富，它只不过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寻求共识，哪怕只是多数人的共识，政府就可以修改经济政策，从而使国家走出困境。现代国家的基本含义在于，主权属于人民，政权属于政党，只要主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那么，即使发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未必能变成国家的主权危机。希腊政府通过公投方式把国内的问题外部化，巧妙地摆脱了政治上的危机，但对于希腊政府而言，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过，现代民主的特征决定了希腊政府不可能提出长远的打算，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战略眼光，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应付周期性的大选。

对欧洲而言，欧盟是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社会稳定的体制性、组织性力量，是欧洲保持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渠道，是欧洲繁荣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依靠，是推动“欧洲认同”的重要载体。对中国而言，欧盟是我外交的重要倚重力量，是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欧盟对中国的意义更体现在我国内政上。中国切不可跟风唱衰欧洲，而是要实现认识上的超越，理顺欧盟在我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定位。“一带一路”将世界三大制造业基地中的东亚、欧洲联合起来，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须重新发掘欧盟的战略价值。

英国国内政治对欧共体的斗争从未结束。英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及欧共体/欧盟的重大进化往往引爆英国政治力量的斗争。英国退欧公投的产生，是卡梅伦欧盟政策演变的结果，也是欧债危机大背景下英国“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卡梅伦的对欧政策乃至看似“玩火”的公投手段都是英国试图在欧盟治理结构变局中保存自己的利益。卡梅伦多次强调欧盟改革，就是因为英国认为欧盟的发展方向不符合英国利益，英国有权要求其改革。目前来看，英国退欧的可能性不大。英国与欧盟的根本问题不会因退欧公投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欧盟所谓的“英国问题”也暴露了欧洲一体化计划的根本缺陷——成员国甚至对未来没有共同愿景。加之欧元区的现实困境、欧盟南部和东部边界的安全风险，欧盟建设仍任重道远。

希腊公投不但没有增加希腊与欧元集团博弈的资本，相反在欧元集团反击之下暴露了希腊的软肋。在这场“瞪眼游戏中”希腊先眨眼了。希腊要摆脱当前的困境，留在欧元区，唯一的出路只能按照欧元集团要求行事，舍此别无它途。

原有的经济社会模式失灵而尚未建立起对新的发展路径的共识，是欧盟形似“分裂”的深刻内因。无论是希腊“退欧”还是英国“脱欧”，都是不同发展观之间博弈的极端表现。与缺乏发展共识相伴随的是欧洲内部原有权力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动力引擎尚未运转到位，领导力缺乏加剧了一体化的困境。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困境还在于其观念、制度和机制没能跟上外部环境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区域主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造就的“堡垒欧洲”难以抵御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今天欧洲到了认清世界变化、调校发展航向并勇于妥协和决断的关键时刻，唯此才能走出一体化的困境。

欧洲的现实困扰，从经济到民生从移民到宗教再到反恐是成系统的。要破解这些矛盾，除了欧洲走出经济低谷，还需各国政府一起努力破解各国面临的诸多社会民生问题。更要者，对于那些靠着“民主”而坐大的右翼势力，欧洲各国更须善用民主智慧，不能让极端势力占了上风。

近年来欧洲的政治发展，表明了极左和极右力量趋向结合的极端主义趋势。它的回归绝非只是这些政治力量的操作，而是反映了欧洲乃至西方政治的深层问题，同时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所无能解决的问题。当前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发展到现在，产生了深层的问题，需要引入激进的改革。但大众民主很难产生有效政府。而欧洲极端主义的崛起，既是对这种政治现状的不满，也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本质性的问题就是要产生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政府。历史上，只有强人政治才能解决问题。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但强人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危险，希特勒就是明证。如此看来，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再次进入不确定的时代。

美国因乌克兰危机而制裁俄罗斯，但乌克兰的局势并非俄罗斯能主导，而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乌克兰的悲剧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内部动荡，进而变成了大国博弈的棋子。以现在乌克兰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如果没有外部资金的注入，乌克兰将会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的烂摊子。在制裁问题上，美欧立场有差别，明斯克协议既给普京一个台阶，也给了奥巴马一个约束，但如果协议不能贯彻，默克尔也会加码制裁。此外，俄反对派领袖离奇死去，也为欧美制裁增加了新的理由。制裁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