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激进左翼的联盟在与欧盟的博弈中虽然手上掌握的牌不多，但是以小博大，依然具有足够的能量产生强烈震荡，对欧盟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沙尔利血案有可能从多个维度改变欧洲，使这个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腹地的旧大陆前途叵测，充满悬念：文明冲突可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热；欧洲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密集区；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排外思潮将扩大市场；欧洲的中东政策也许将摇摆不定；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导致欧盟对土耳其关死大门。

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今天的巴黎惨剧，并不仅仅是反恐这么简单，实是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对立的延续。巴黎悲剧，不但不会令这种文明冲突降温，相反将会更加激烈。在未来的二十年间，随着西方文明的日益衰落和人口数的迅速下降，极右势力将日益活跃和壮大，对立双方激进派的崛起，将使得文明的对撞更加惨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相反还将加剧危机的来临。

目前看，希腊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动荡还仅局限于希腊自身，除希腊自身股市大跌及国债收益率上升外，其他重债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基本上未受到影响，这与四年前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时的情况已截然不同。

乌克兰日后将维持动荡，分裂的局面。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欧盟／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汇点，还是亨廷顿眼中的文明／文化“断裂地带”。祸根就此深种，悲剧早已注定。“向东”还是“向西”，在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革命中不断地重复和强化，精英的教唆和怂恿更是火上添油，而被架在干柴之上的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乌克兰”，早已被撕裂为亲欧美的西部地区和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早已名存实亡。

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重要症结是：双方的历史积怨、移民的心理落差和身份认同，但“标可治，本难除”。鉴此，解决欧洲籍“圣战者”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一劳永逸之事。消除这两大文明历史积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加深相互了解，包括在欧洲各类学校中增加关于穆斯林等少数族裔文化的教学内容；对于减小移民的心理落差，欧盟及各成员国或可通过加大经济扶持、政策倾斜和社会扶助等方式加以改善；至于促进“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则须保持“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长久心态，多方面适时、适当、稳步推进。

仍旧持续中的乌克兰危机是影响乌克兰国家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影响欧洲地缘安全环境的重要转折点，更是反映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变化趋势的镜像。乌克兰危机是一场灾难，同时也可能是一次机遇。如果处理得当，也许是乌克兰人民真正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机遇。如果处理得当，乌克兰危机也许是欧洲大陆地缘安全格局变革的契机。也更可能，乌克兰危机为完善全球政治秩序开启一扇大门。

苏格兰公投是英国国际地位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凸显两方面共振的结果，公投会对英国的威尔士、北爱尔兰地区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在全球化、区域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地方分权主义如影随形，出现了一体化和地方化同步发展的局面。欧盟一体化为成员国内部的地方化提供了可能，但地方化发展到分离化则是一国中央—地方矛盾失控的产物。以苏格兰为例，分离势力的壮大是苏格兰人的认同和利益偏好与英格兰这个主体民族日益疏离，且英国的政治制度未能有效管控这些地区间矛盾的结果。

2014年是许多国际政治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周年。比如100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发生在10年前的欧盟东扩。欧盟东扩不仅仅是关乎中东欧国家和欧洲的局部政治事件，它在改变中东欧国家政治进程的同时，改造了欧洲的身份认同和内外认知，改写欧洲乃至世界的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0年间中欧关系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