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角色调整的具体内容，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德国援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评论，暗示美国对德国角色定位的认同；二、德国明确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说“不”。德国之所以顺利推进对外政策的角色调整，得益于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但德国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领导角色，同样面临许多制约因素，最大的困扰来自军力和民意。

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是欧洲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未来欧洲主流政党更多会受极右翼的影响，社会政策更加保守。但欧洲毕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极右政党更多是体现一种利益表达。与此同时，欧洲新一代的民族分离主义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工具，用来实现一定自治权，索取更多利益。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的背后，是欧洲一体化快速积累的矛盾。现在欧洲各国的反恐升级，会促进欧盟与大国，包括俄罗斯的合作。对中国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问题的压力，因为新疆问题同样与境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密切相关。只是，西方国家经常在反恐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巴黎的恐怖主义事件，让西方和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国际联合，伊斯兰极端势力伤害的是大家，也会让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增加合作的紧迫性，抛弃双重标准。

目前西方人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不能阻挡，而是加速极端势力登上政治核心舞台。至此欧洲的政坛就会越来越受到极左或极右影响，甚至处于他们掌控之中。如果届时经济形势还没有好转，欧洲恐怕就会进入真正的多事之秋。西方制度的最大漏洞，就是它太过挑剔。它对赋予主权的公民集体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对它所能正常运作的经济环境，也有太高的要求。经济一旦衰败，公民集体的平均素质一旦明显下降，这个制度真的就是太难维持正常的运行了。人民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平均。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均衡或不均衡。

希腊大选左翼党派赢得大选，不等于希腊要退出欧元区，双方达成妥协是可能的。希腊左翼联盟上台呼吁结束紧缩政策，带来一个溢出效应。今年是南欧国家的选举年，这些国家也都有疑欧势力。希腊跟三驾马车在债务重组和结束紧缩政策方面达成部分目的，将会给南欧国家的疑欧党派带来示范效应，如果南欧许多国家由疑欧政党执政，那么对欧洲一体化无疑会带来极大挑战。所以，希腊的问题不是自己一国的问题，债务危机是希腊自己的，紧缩政策背后是南欧与北欧之间的角力问题。

尽管激进左翼的联盟在与欧盟的博弈中虽然手上掌握的牌不多，但是以小博大，依然具有足够的能量产生强烈震荡，对欧盟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沙尔利血案有可能从多个维度改变欧洲，使这个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腹地的旧大陆前途叵测，充满悬念：文明冲突可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热；欧洲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密集区；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排外思潮将扩大市场；欧洲的中东政策也许将摇摆不定；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导致欧盟对土耳其关死大门。

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今天的巴黎惨剧，并不仅仅是反恐这么简单，实是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对立的延续。巴黎悲剧，不但不会令这种文明冲突降温，相反将会更加激烈。在未来的二十年间，随着西方文明的日益衰落和人口数的迅速下降，极右势力将日益活跃和壮大，对立双方激进派的崛起，将使得文明的对撞更加惨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相反还将加剧危机的来临。

目前看，希腊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动荡还仅局限于希腊自身，除希腊自身股市大跌及国债收益率上升外，其他重债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基本上未受到影响，这与四年前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时的情况已截然不同。

乌克兰日后将维持动荡，分裂的局面。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欧盟／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汇点，还是亨廷顿眼中的文明／文化“断裂地带”。祸根就此深种，悲剧早已注定。“向东”还是“向西”，在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革命中不断地重复和强化，精英的教唆和怂恿更是火上添油，而被架在干柴之上的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乌克兰”，早已被撕裂为亲欧美的西部地区和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早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