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德国经济形势引发多方关注。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预测，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同比下降0.5%。IMF称，曾是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将是今年唯一没有增长的发达经济体。

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引擎”

19世纪以来，德国形成了以多样化、高质量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和制造业体系，逐步建立了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和电子技术四大支柱产业。德国制造业价值链体系高度垂直一体化，涵盖了上游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建构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集聚于产业链上的强大工业网络。

2022年下半年以来，德国经济呈现低迷态势，2022年第四季度GDP环比下降0.4%，2023年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0.1%，2023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0%。今年8月《经济学人》的报道甚至发问，德国是否将再次成为“欧洲病夫”？此文在德国社会引起热烈讨论。“欧洲病夫”这一称呼唤醒了德国人历史上一段不愿提及的回忆。

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联邦德国面临“统一后遗症”，两德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联邦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整合。1993年联邦德国GDP萎缩1%，失业率上升至9.8%，东部失业率更是高达15.4%。经过一段时期的平稳增长后，2002年和2003年德国又连续两年陷入衰退，GDP分别下降0.2%和0.7%，失业率更是超过10%。2005年底默克尔上任，采取整固财政、改革社会体制以及增加投资预算等方式稳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经济企稳回升。但好景不长，德国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不过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体系在两次危机之后迅速恢复。默克尔在任的16年间，德国GDP从2005年的2.29万亿欧元提高到2021年的3.62万亿，增长58%，从“欧洲病夫”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除了强大的制造业，欧洲一体化也为德国经济的增长提供助力。1993年欧洲共同体正式转变为欧盟，随后成员国数量持续增加，特别是2004年中东欧十个国家加入欧盟，欧洲统一市场大幅扩张。欧盟为德国提供了低廉的上游产品供应和巨大的下游市场，而欧元区的扩大也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与成员国的交易成本。德国约60%的进出口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发生，欧盟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对象。

德国经济模式面临的挑战

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是引发2022年以来德国经济低迷的导火索，但其背后则凸显出德国经济模式面临的挑战。

第一，对外依赖程度高是德国经济的特征，这使得其易受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影响。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特别是廉价的能源供应和广阔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同时从国际市场以低成本获取资源。凭借在高端制造业市场的强大竞争力，德国产品在全球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德国也成为全球化浪潮中重要的受益国之一。

不过早在2003年，德国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就对此种模式提出质疑，他将德国的经济模式称为“大市集经济”（Bazaar Economy）。他指出这种模式存在的风险是，供应链附加值会逐步转移到靠近消费者的下游生产。对德国而言，这些环节大多在国外，致使德国形成国外高附加值、国内低附加值的“大市集经济”。

第二，能源危机波及宏观经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德国主要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尤其是天然气供应。德国超过55%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包括能源制裁在内的多轮制裁，德国切断俄罗斯能源供应，导致其国内能源价格暴涨。2022年9月至11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超过40%。此次能源危机影响范围不仅仅在能源领域内部，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2022年，德国通胀率达到7.9%。能源价格上涨对制造业的影响包括：一是成本激增，抑制私人消费，致使企业经营困难，部分企业倒闭；二是成本上升导致德国在吸引投资时区位优势下降，德国一些本土企业甚至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能源成本更低的地区。

第三，德国贸易出口面临诸多挑战。德国是出口大国，但通胀引发德国企业出口成本上涨，德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国际市场需求端依旧萎靡。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恢复缓慢，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市场——中国和美国均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欧盟受通货膨胀拖累，预计2023年GDP仅同比微升0.8%。德国ifo经济研究所的出口预期指数显示，从2023年6月起德国出口持续萎缩，9月该指数甚至下降11.3（8月下降6.6）。该机构认为，当前德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情况都不乐观，并且波及所有主要的制造业产品。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发生深刻变化，在成本之外，供给安全成为新的约束条件，以往过长、分工精细的产业链开始向短平化、区域化转变，下游企业寻求增加供应商数量以提高上游供给安全。德国以及欧盟反复强调的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增加贸易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产业链变化趋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

第四，德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产业转型问题。尽管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依然保持全球竞争力，但是多年来德国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发展缓慢。默克尔任内曾推出多轮“数字化”战略，并于2019年公布首份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但仍收效有限。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中，化工属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受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影响较大。而汽车行业则面临电动化、智能化变革，戴姆勒、宝马、大众等德国传统汽车厂商在新能源市场上不再拥有其在燃油车领域的优势。

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衰退

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通胀率居高不下，企业撤离，德国是否会出现“去工业化”的风险？德国经济是否将就此陷入长期衰退？尽管当前困难较多，但此次经济下滑不会从根本上削弱德国制造业竞争力。原因在于：

首先，能源危机冲击最大的是高耗能行业，如化工业、金属制造加工、建筑材料、造纸业等。近年来德国能源转型已大幅降低化石燃料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能源成本占德国大多数经济部门总成本的比重只有2%～5%。产业转移时刻都在发生，能源密集型产业也并非德国的比较优势所在。短期的产业转移并不意味着长期的“去工业化”。

其次，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来源于成本优势。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来源于其高效的创新体系，包括了强大的工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重视框架条件设定的政府。德国制造业企业的基础依然雄厚，高校和科研机构仍保持旺盛的科研产出和产学研协作，而联邦政府近年来则不断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投入。这些因素都未因能源危机而受到削弱，能够支撑德国经济在经历短暂低迷后逐步走出困境。

不过，德国经济也面临一些问题。2022年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的概念，指出德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地缘政治关系、国家安全环境均已发生巨大变化。事实上，德国对内和对外经济导向也正在转向。新冠疫情期间，德国政府一方面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强化经济安全、经济主权、贸易多样化。2021年朔尔茨政府执政以来，对内强力推动能源转型和绿色经济，对外实施价值观导向的贸易政策。整体而言，国家在德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提高，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更加频繁。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打破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摧毁了俄欧能源供应体系，同时暴露了德国经济的一大短板，即能源供应高度依赖欧盟之外的地区和国家。而能源短缺只是表象，德国经济体系中长期存在的顽疾则是产业转型问题。目前，能源方面，德国联邦政府通过能源供应分散化、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大力推动风能、氢能、太阳能建设，加速能源转型。技术投资方面，德国政府积极吸引优质外资，2023年宣布投入99亿欧元和50亿欧元，补贴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德国设厂，发展芯片技术。技术创新方面，2023年德国政府公布新的创新政策——“研究和创新未来战略”草案，用以强化前沿尖端科技创新，加强跨部门协调。当前是德国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能否实现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兴产业能否尽快成长，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外，当前朔尔茨政府内部龃龉不断，很多政策推行缓慢。未来，在全球产业加速变革、产业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联邦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和创新政策能否有效推动德国产业转型，加速新兴产业发展，值得观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