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英国制造商组织“英国制造”发布报告，披露了最新的制造业统计数据年度分析。数据显示，2022年，英国制造业年产值为2590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00年的第五位跌至第12位，首次跌出世界前十。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曾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世纪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其煤炭、钢铁、纺织、造船业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制造业虽遭受美国、德国等新兴制造业强国的冲击，但二战后其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的主导下得到复苏，仍具备颇为强劲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全球化与英国产业转型等一系列原因，英国制造业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衰退。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通常认为，英国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是从撒切尔时期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的。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曾作为原材料产地和主要出口市场的大量英国殖民地走向独立并逐渐建立起各自的工业体系，英国的比较优势迅速衰落；同时，由于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崛起，英国在商品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遭到冲击。国际分工的变化导致英国相关产业被迫重组，虽然当时仍有许多英国人笃信制造业强国的理念，但英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已经初露端倪。

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滞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理论无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因此，撒切尔政府逐步改变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控制通胀，发展服务业，降低税收以吸引投资，对公共企业实施私有化改组，推进英国产业全球化进程，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这一经济转型意味着英国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正式开始。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之后，全球资本大量注入英国金融业，跨国经济、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成为英国产业发展的新重点，英国经济结构发生本质变化，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到21世纪初，服务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接近80%，伦敦也在1986年“伦敦金融大爆炸”等一系列金融业自由化改革后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和投资者。这确定了英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与国际结算中的重要地位，但也从根本经济结构上挤压了英国制造业发展的空间。

服务业的发展挤压制造业生存空间

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半个世纪，英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减少逾70%。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英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6.7%下降到2019年的8.6%。无论是在投资、政策支持还是产业结构方面，英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都因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而日渐狭小。

制造业投资缩水是英国制造业衰退最为直接的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英国本国资本大规模流向金融、房地产以及海外能源产业，而外国直接投资（FDI）则大都流向英国金融产业，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显著减少。这首先导致了与制造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不完善，限制了制造业的规模性扩张，最终导致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其次，投资不足也使许多英国公司缺乏研发资金，无法更新技术和设备，被迫陷入低技能、低工资、低生产率的运营模式。这在无形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即一旦对高级技能的需求消失，通过教育和培训提供此类技能的动力也会消失，从而造成传统制造业更深层次的退化。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末期英国制造业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从70年代的接近10%下降到不到3%。在投资缩水的情况下，无论是造船、造车等传统制造业还是航空航天、医疗设备等新兴高技术水平制造业，英国都已全面落后于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

近年来，为抓住绿色产业转型的机会，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包括“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技术大国愿景等。然而，这些政策对传统制造业的支持十分有限，对新兴制造业而言，受英国脱欧、央地矛盾等政治因素干扰，政府并不具备将政策目标有效落实的能力，最终造成传统制造业发展缺乏动力、新兴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困局。

多重因素之下，英国制造业本身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有化之后的英国企业更注重短期盈利，为降低生产成本，许多传统制造企业采取资产分类的策略，将产业链外移到了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以英国造车业为例，将下游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东亚等成本更低的地区确实能在短期内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但长此以往，上游的创新和研发环节也会由于成本原因，随着生产基础外移而逐渐流向这些地区，导致英国汽车制造业对负责主要生产环节的地区产生反向依赖。积重难返的产业结构问题使得英国制造业难以朝积极的方向进行调整。

制造业衰退趋势难以逆转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是英国制造业衰退的主因，不过，由于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自身存在危机，其制造业衰退的趋势或许难以逆转。

英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其GDP的增长，一度掩盖了传统制造业的结构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2.5%，“新阶段”的经济政策有效解决了通胀问题，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1990至2007年，英国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英国与欧盟市场的经济联系也逐渐深入，这一阶段英国GDP增长率达到2.7%。即便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英国GDP增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仍有1%～2%。这段时间，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过度依赖服务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已经出现，但经济增长淡化了这些问题的消极影响。

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隐患一直存在，在近年来英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经济转型的问题逐渐开始浮出水面。英国脱欧后，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了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欧盟成员国范围内的金融服务中心城市。相应地，业务转移也使英国金融业的就业增长率放缓，且部分高端金融职位开始外流。此外，由于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英国市场准入标准的变化，国际投资者对英国金融市场的兴趣也有所减弱，这不仅影响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削弱了伦敦作为全球投资中心的地位。以金融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发展为英国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新阶段”带来的经济增长慢慢消失。

经济转型后，英国愈加依赖全球供应链，而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对关键产品和材料供应链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疫情期间，由于没有能力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英国的感染人数飙升；集装箱短缺使英国零售业物流成本提高，从而导致物价上升；半导体短缺让一众英国车企蒙受经济损失。

英国制造业衰退直接导致其经济不活跃率（指劳动年龄人口中既不工作也不寻求工作的人群比例）上升，失去工作的工人既无法在制造业中找到新机会，也因难以适应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要求，无法在新兴产业中谋生。2024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不活跃率约为22%，达到近年来的高点。这种情况下，英国劳动市场呈现出非常畸形的态势：一方面大量待业人口由于技术门槛等原因无法进入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又出于自身发展需求需要吸纳更多人才，而英国劳动市场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这不仅影响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还增加了整个英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福利系统压力增大等社会民生问题。

这些问题引发了英国民众的不满和焦虑，最终导致英国中北部、威尔士等传统制造业中心的民意发生转变，反全球化、反精英的政治极化情绪爆发。在这种情绪的催化下，诸如英国改革党这类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在英国政坛出现，并以反移民、降低税收、降低生活成本等口号对以保守党和工党为代表的主流政治势力进行攻击，引发英国社会进一步动荡和分裂。为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虽然也曾做出过调整，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英国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恐怕难以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英国制造业的衰退与英国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道路息息相关。第三产业的繁荣彻底动摇了英国制造业的基础，第三产业萧条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则让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显。重重危机之下，英国制造业走出阴霾的前景可能比较渺茫。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