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享年91岁。随着这位老人的身影离去，新加坡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个精緻的城市小国能否沿着精英政治的轨道前行？

李光耀是唯一的，他选择的治国模式也是独特的。他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现实的新加坡依然适用。新加坡已经步入富裕国家行列，这是新加坡的天时；新加坡依然是袖珍的城邦小国，这是该国地利；新加坡530多万人中有移民130万人，则是新加坡的人口现状……综上三个因素，新加坡面临着新抉择。

先看天时。发达的新加坡要维持繁荣，且在富国俱乐部中永居一席，并不容易。将一个贫弱城市国家建设富强容易，守成一个富国则更费力气。亚太经济版图，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南亚“诸虎”乃至日韩两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都离不开中国——作为区域乃至世界的主要经济引擎。当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必须与时俱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赢得永续发展的良机。新加坡的优势在于，金融中心和港口经济的良好结合，多语言的文化开放和中西结合的优势互补，当然也包括对区域人才的吸引力和完善高效的政府架构。

国家需要痛苦的转型

现实是，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影响力、港口经济活力、资金和人才吸引力等诸方面，都遭遇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城市）的挑战，如上海、香港的金融活力渐趋超越新加坡。作为空间逼仄、缺少纵深战略空间的新加坡，要维持本国的富国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还需在后李光耀时代做好准备，甚至要面对痛苦的转型。

再看地利。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在亚太乃至印度洋区域的复杂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外交中，都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如果说李光耀时？代能够将大国平衡的艺术运用到极致，使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的核心利益发挥到最大化，现在的新加坡则面临着夹心国家的困境。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已经今非昔比。

作为美国的盟友，新加坡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安保体系护佑，因而对于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新加坡是重要的战略参与者。但是，基于这一战略针对中国的特殊指向，新加坡又不得不顾及中国的感受。在李光耀时代，他得到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尊重和会见，可以凭藉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中国领导人的私人感情，在中美关系上搞平衡。尽管如此，他一边乐见中国崛起又希望美国乃至印度制衡中国的复杂立场，还是常常引发中国舆论的批评。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若继续在中美之间玩踩钢丝的危险平衡，可能会双方不讨好。即如现在陷入亚投行和萨德系统之间的韩国的外交困境。此外，在南海岛屿冲突上，新加坡抱持何种立场，也是考验其外交智慧的大问题。搞不好，新加坡在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平衡。

作为城邦小国的地利——在大国之间周旋以获得外交之利无可厚非，但新加坡的立场显然不能再像李光耀时代那样纵横闢阖任性而为。谨言慎行，多边参与，而又立场中庸，也许是新加坡作为亚太乃至印太区域地缘政治平衡基点的唯一选择。不知道现在和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准备好了吗？

政策红利恐难以为继

最后谈谈人和。新加坡看成种族和谐的典范。但由于李光耀时代“生两个”的人口政策，新加坡面临着人口红利难以为继的尴尬。吸引移民成为国策，目前该国？530万人中，却有130万移民。但是移民面临？融合的过程，而在融合过程中则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以华人而论，该国存在着土著华人、老移民和新移民，而新老移民又来自两岸三地抑或其他区域。但是华人社会，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就是长期过程。更遑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群体的和谐相处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也有贫困人口，而且数量还不少。据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创新中心估计，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超过50万穷人的民生问题，也困扰着这个看上去很发达的城市小国。

一边是穷人的不满，一方是富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一人一票”民主理想的嚮往，新加坡人对于传统的保姆式的精英政治也许会变得越来越乏味。而这，恰恰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李显龙总理正主动适应这种变化，但是人民行动党的主动改革是否契合反对党和民意的期望，值得未来关注。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但一个人不可能让自己的国家一直遮蔽在自己的影子里。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文章转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