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升温，令包括美国的“死忠粉”菲律宾在内，诸多曾长期对中国保持警惕，甚至在领土上存在纷争的东南亚国家纷纷调整了立场，试图将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捆绑。然而坦率地说，在近乎一面倒的热情之下，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是多少有些小纠结，它们既舍不得拒绝来自中国的巨额投资，又担心中国的崛起打破本地区好不容易确立的微妙平衡。

唯有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考量各方关切，才能破除纠结，让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真正成为各方共识。

失衡之忧

2013年10月倡议“海丝”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早期“收获”不少：与老挝、越南商定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与印尼开展产业园区合作，与马来西亚的“两国双园”形成模式，与印尼、柬埔寨、缅甸深化港口营建合作，而中老铁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二期整治，以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所支持的项目等也各有进展。

尽管如此，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感到纠结。一方面，它们的繁荣与稳定通常与中国的强大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维系其主体民族识别的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年代曾经与政治上的“排华”存在联系。

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是二战后才获得独立，而它们去殖民化和独立的过程，多数与华人政治的变迁有关。只要这些国家没有完成从民族主义国家到宪法共和国的进化，就很难完全避免受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是土著与华人混血比例高、相对亲华的泰国，英拉政府达成的泰中“大米换高铁”计划，到了巴育政府时期也先是推倒重来，后又面临日元贷款的锁喉竞争，说到底还是对毗邻的中国不放心。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南亚地区由于其半大陆、半群岛的地理破碎性，缺乏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架构(东盟还不够权威)，容易成为域外大国角逐的战场。法中、日英、美苏都曾在这里激烈争夺。从历史教训出发，这里的许多国家更希望保持域外大国影响力的有机平衡，而担心中美的直接对抗或一方的坐大会破坏该地区目前行之有效的安全机制。在安全与发展的路径分离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李光耀。他既是与中国经济合作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鼓吹者。

提防民粹

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海丝”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带来国内产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的变化。变化对一些群体是机遇，对另一些群体则意味着风险。在土著民族主义者看来，遍布东南亚的华人阶层更熟悉中国经济的游戏规则，也更可能在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反哺中获利。而随着更能吃苦、更加精明的中国小商人、小工厂业主大举进入东南亚，经济上处于底层的一些本地族群的经济状况可能受影响，这也有可能构成对当地不算公正的权力秩序的挑战。考虑到东南亚半数国家将在今明两年迎来国内权力改组，中国在该地区推进“海丝”共建，需要避免“欲速则不达”的逆反效应。

征诸历史，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先后经历过英法殖民时期、日本占领时期和民族国家时期三个阶段。在英法统治时期，华人由于其经济能力较强、受教育程度较高，成为了殖民当局主要依靠的地方精英。比如在越南，法国殖民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统治，实际上就是由华人代理人完成的；又比如在马来西亚，英国殖民政府与华商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而到了二战时期，日本占领军扶持了与己合作的当地土著势力，对华人进行了有组织的蓄意屠杀，从而改变了东南亚的权力结构—包含马来族、缅族在内的所谓本土势力成为了地方统治精英。战后这一地方权力结构基本延续了下来。不管是在马来西亚、印尼还是菲律宾，大批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成功逃脱了政治清算。他们不仅部分保留了自己的政治特权，还将这些特权带入了随后的独立建国时期。历史上的这些背景，对现实的权力政治和社会意识仍有不小的影响。

随着东南亚地区的民主转型，夹杂着种族情绪、仇富情绪的民粹运动趁势兴起，给相对富裕的华人群体带来新的挑战。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近年的大选中，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乃至骚乱，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在一些土著看来，华人的经济成功虽然离不开自身的吃苦耐劳，但更多是由于华人社群内部的社交网络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与贿赂腐败统治者的便利。比如在一些地方，在当地华人眼中，他们的经济成功更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教徒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种吃苦耐劳的企业家精神；而一些当地土著，则往往把华人的成功看成更类似于犹太人的成功，它是贪婪、算计、裙带、腐败的结果。在一些国家，与华人对于土著族群长期把持政治权力愤愤不平一样，土著族群对于华人阶层长期垄断经济权力也怨恨不已，他们往往会固执地认为华人阶层更可能会从与北京的良好关系中不公平地获益，并更加担心华人阶层会趁机去争取被压抑的政治权力。

总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东南亚一些国家国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构性问题，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对华政策。如何提防“民粹”破坏，避免意识形态干扰，这是中国在构建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时必须谨慎面对的挑战之一。

走出纠结

在大战略上，东南亚国家虽然本质上是被决定的一方，却仍能发挥一定的外交能动性。这也构成了它自身纠结的一面。

从近段时间中美在亚投行、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来看，中方的战略是多边的、开放的，它并不排斥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中方推进“一带一路”主要通过人力密集型的大型基建工程，而这是美国影响力的薄弱环节。如果美国改变遏制中国的霸权心态，中美在东南亚其实可以形成基础建设与高端技术、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补充局面。问题在于美国为了单方面的霸权，试图通过不断地制造紧张氛围来压服中国。在此背景下，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游移不定，反而会起到鼓励美国继续任性的作用。简言之，就是向中国靠拢，还有实现平衡的可能；向美国靠拢，才是鱼与熊掌必失其一的结局。

对中国而言，也同样需要采用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来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纠结。一方面，要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超越顺差-逆差的狭隘观念。要让东南亚国家切实获得经济收益，而不是感觉自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倾销地。2012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顺差连年增长，从84.5亿美元到445亿美元，再到638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说，只是不足为喜的收益，但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为了避免“海丝”反而加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国内各经济区域与东盟各国的产业落差，构筑从上到下的产业链以促成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中国在当地开展大规模基建时，也应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重视非华人族群的利益要求。在很多时候，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主要族群的过度敏感，甚至还应与所在国的华人阶层保持适当的距离。

“一带一路”的升温与亚投行的广受追捧，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转化为周边国家的发展机遇，然而，想把这种利益上的相互需要上升为“命运共同体”的相互信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尤须警惕的是，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群氓运动领路人的挑唆下，作为社会富裕阶层的华人与通过经济实力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有可能成为当地底层民众怨恨的对象。古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但在国际政治“丛林”中，要构建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不能空谈超越国家的“天下观”与超越民族的“仁义观”理想；或许只有更深入地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构建，中国才可能避开那种经济合作升温而安全摩擦加剧的“大国崛起陷阱”。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研究人员，文章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