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南亚国家对“确定性”的诉求，遭遇了“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对新加坡来说，“不确定性”的来源更为具体。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不仅迄今仍无明确的东南亚政策，特朗普政府还在全球贸易方面倾向于保守，这使新加坡感到不安，因其很可能让本就不佳的新加坡经济雪上加霜。二是对中国崛起及其未来如何行事有所担忧。虽然这种担忧毫无现实依据，但要缓解和卸除这种担忧，恐怕只能在与中国的务实对话和合作中得以实现。

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他信派和反他信派激烈争夺执政权和国家资源分配，是泰国政坛的核心主题，也因此引发了多次政治动荡和两次军事政变。目前看，他信家族在政治上恐面临缺乏核心领袖和足够财源的窘境。不过，目前尚难断言他信家族在政坛会就此倒下。泰国政局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中小乱象，但一般不会大乱。

发生在卡塔尔身上的，不只是中东的地区竞争，也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新加坡要从卡塔尔目前的困境中吸取教训。小国应该有小国的行为，应该珍视地区以及国际机制。

缅甸民众对西方国家与昂山素季领导下的缅甸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过高的预期，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而当缅甸内政出现问题时，西方国家反而祭出“诺贝尔和平奖”和“捍卫人权”的大旗，令昂山素季不得不背负道德束缚，接受“道德拷问”。但昂山素季清楚地认识到，她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缅甸主流社会的支持，而非西方世界的摇旗呐喊。因此，在危机面前，她宁可得罪西方国家，也必须做出如此的选择。

英拉惊艳于泰国政坛，也“凋谢”于泰国政坛。如果泰国走不出军人干政、“红黄”街头暴力对抗的黑洞，泰国的君主宪政体制就永远名不符实。如若真的如此，英拉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赶下台与被指控的民选总理。

未来泰国权力格局，国王权力可能缩小，政党发展受到限制，军方影响力得到宪法认可。但是军政府依然难以逆转还政于民和进行大选。英拉流亡海外，不仅给自己也给为泰党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为泰党的全国大选。尽管英拉走了，可红衫军还在，因而军政府还政于民的大选，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新的黄红大战。

对于民主党及其他政党而言，此次事件可视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泰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在未来的政治角力中，民主党等党派胜算自然提高。但另一方面，民选总理英拉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令其他政党不免也会感伤“兔死狐悲”。从长远来看，此次英拉“典米案”可能会为泰国未来的政党政治带来一个极其消极的效应。那就是，今后的民选政府在制定各项重大政策时，宁可“惰政”、“懒政”，也绝不以身犯险，避免最终沦为阶下囚。

近年来，韩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持续大幅增加，已成为拉动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东南亚地区，越南尚不能与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地区相比，更不能与其相竞争，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越南明显落后许多。如果越南因财政恶化，而推迟高速道路、铁路等基层设施建设，势必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必将影响到外国企业、特别是韩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所以，越南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难以持续，必需引起高度警惕。

度过五十岁的东盟，成员国的整合进程将进入深水区，保持其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将越来越困难。更好的做法是：不纠缠于“中心地位”，审慎推进安全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让成员国致力于自身的发展，更多强调自己的“协调员”角色与在某些方面的引导作用，淡化“中心地位”意识。东盟可以依据自身情况确定一些领域与议题发力并充当领导者。

在“东盟共同体”建立之后，东盟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东盟在内面临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继续深化“共同体”建设。而在外，日益演化甚至有所不确定的地区与国际环境是东盟必须应对的挑战。如今中美相互间不断的试探与摸索及角逐的渐趋增强，则要求东盟在确保自身地区框架“中心性”地位和“驾驶员”角色上拿出更多的努力。鉴于此，东盟必须在继续深化地区多边合作中融入世界和提升东盟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