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发展程度差异甚大、在东盟内所处的地位不同，有必要把东南亚划分为“海岛国家”与“半岛国家”两部分。海岛国家中，马来西亚应是中国的头号合作对象，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为重要合作对象，东帝汶与文莱为一般合作对象；半岛国家中，泰国应为中国的头号合作对象，老挝、柬埔寨为重点合作对象，缅甸与越南为一般合作对象。

新美关系有“小”的一面，它只是美国双边外交格局中的一枚小棋子，它也难以撬动中美关系的大局；而新美关系又有“大”的一面。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自身先天条件极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后李光耀时代，地缘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拿捏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平衡，如何定位新加坡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将持续考验李显龙以及新加坡下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美国的地区战略从来都是以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东盟成员国关注的是大国走向对抗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及美国在地区的不确定政策。鉴于此，东盟国家希望保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独立性，强调东盟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中心性”，并依从自身的利益来拟定对华对美政策，尽可能地把握由于中美竞争和地区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任何民意必然受到当下局势的影响。目前虽然有部分菲律宾民众认为中国是菲律宾的威胁，但这已经不是迫切的问题。菲民众认为菲律宾面对的头号威胁是恐怖主义。这说明中国完全可以在反恐以及其他与菲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与菲律宾寻找共同利益。一旦在保障这些共同利益领域上的合作取得成果，菲民众对中国的观感还会进一步发生正向的变化。

“军政二元博弈困境”是指在军人权力向文官政府过渡的过程中，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和信息不匹配造成的一种博弈困境。尽管军方和民选政府均有促进国家转型的一致意愿，但由于对转型进展节奏和结果预期的不同，以及转型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双头政治”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双方各有各的政治资源和优势，但由于零和博弈造成的决策或政策失效，导致转型的需求和政策的供给严重不匹配。在此基础上，作为转型进程中最难啃的骨头，“民地武”和“罗兴亚”问题自然而然凸显出来。

各界对昂山素季的讲话反应不一。缅甸民众对讲话普遍表示支持。西方媒体则提出批评，说昂山素季没有对军方的“种族清洗”进行指责，一些西方组织和政客还威胁要对缅甸进行新的制裁。昂山素季是缅甸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但国防、内政和边境事务由军方负责，行政权力有限。执政前，昂山素季一度成为西方的座上宾。执政后，昂山素季却变成西方众矢之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缅甸政府奉行了“倒向”中国的政策。由此可见西方自由民主的两面性、虚伪性。

目前，东南亚国家对“确定性”的诉求，遭遇了“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对新加坡来说，“不确定性”的来源更为具体。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不仅迄今仍无明确的东南亚政策，特朗普政府还在全球贸易方面倾向于保守，这使新加坡感到不安，因其很可能让本就不佳的新加坡经济雪上加霜。二是对中国崛起及其未来如何行事有所担忧。虽然这种担忧毫无现实依据，但要缓解和卸除这种担忧，恐怕只能在与中国的务实对话和合作中得以实现。

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他信派和反他信派激烈争夺执政权和国家资源分配，是泰国政坛的核心主题，也因此引发了多次政治动荡和两次军事政变。目前看，他信家族在政治上恐面临缺乏核心领袖和足够财源的窘境。不过，目前尚难断言他信家族在政坛会就此倒下。泰国政局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中小乱象，但一般不会大乱。

发生在卡塔尔身上的，不只是中东的地区竞争，也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新加坡要从卡塔尔目前的困境中吸取教训。小国应该有小国的行为，应该珍视地区以及国际机制。

缅甸民众对西方国家与昂山素季领导下的缅甸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过高的预期，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而当缅甸内政出现问题时，西方国家反而祭出“诺贝尔和平奖”和“捍卫人权”的大旗，令昂山素季不得不背负道德束缚，接受“道德拷问”。但昂山素季清楚地认识到，她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缅甸主流社会的支持，而非西方世界的摇旗呐喊。因此，在危机面前，她宁可得罪西方国家，也必须做出如此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