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等东亚峰会成员国来说，“双轮驱动”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合作方面保持着更为积极开放合作的心态，为东亚合作构筑更为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安全支柱。而这实际上是东南亚新篇章的内涵，构成了新篇章不同于旧篇章的显著差异所在。唯有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合作起步并走，东亚合作行稳致远也才可能获得更充分的保障。

利用自己的优势，越南还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即融入国际经济，走开放型发展道路。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政局平稳、社会安定，外交上背靠大东盟，与各国保持着稳定、友好的关系，这是它能够大量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之一。越南几乎与它邻近的主要经济体都拥有或正在洽谈自贸协定。政府积极鼓励外来投资，为外资提供政策优惠，要求各级政府对国企、外资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特别是越共十二大以来，新政府力推简化行政手续、反腐倡廉等工作，越南营商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中国和东盟是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好邻居，是紧密协作、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也是牢不可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正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乘风破浪，“一带一路”也正连接起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机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标杆和典范。

目前特朗普东南亚政策尚在酝酿之中。特朗普此行的核心议题将是安全和经贸，其施政后对东北亚的安全关注度远超东南亚地区。而在东南亚地区，鉴于特朗普政府已终结TPP，加之特朗普强调公平贸易，借施压打击有关国家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来寻求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现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冲突恐将激化。如果特朗普此行的表态能够坐实“美国没有明确的东南亚政策”这一判断，对东盟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转向的契机。站在中国的立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的起伏也是中国的机遇，对于东盟国家解决“选边站”的矛盾心理有所促进。

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发展程度差异甚大、在东盟内所处的地位不同，有必要把东南亚划分为“海岛国家”与“半岛国家”两部分。海岛国家中，马来西亚应是中国的头号合作对象，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为重要合作对象，东帝汶与文莱为一般合作对象；半岛国家中，泰国应为中国的头号合作对象，老挝、柬埔寨为重点合作对象，缅甸与越南为一般合作对象。

新美关系有“小”的一面，它只是美国双边外交格局中的一枚小棋子，它也难以撬动中美关系的大局；而新美关系又有“大”的一面。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自身先天条件极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后李光耀时代，地缘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拿捏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平衡，如何定位新加坡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将持续考验李显龙以及新加坡下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美国的地区战略从来都是以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东盟成员国关注的是大国走向对抗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及美国在地区的不确定政策。鉴于此，东盟国家希望保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独立性，强调东盟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中心性”，并依从自身的利益来拟定对华对美政策，尽可能地把握由于中美竞争和地区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任何民意必然受到当下局势的影响。目前虽然有部分菲律宾民众认为中国是菲律宾的威胁，但这已经不是迫切的问题。菲民众认为菲律宾面对的头号威胁是恐怖主义。这说明中国完全可以在反恐以及其他与菲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与菲律宾寻找共同利益。一旦在保障这些共同利益领域上的合作取得成果，菲民众对中国的观感还会进一步发生正向的变化。

“军政二元博弈困境”是指在军人权力向文官政府过渡的过程中，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和信息不匹配造成的一种博弈困境。尽管军方和民选政府均有促进国家转型的一致意愿，但由于对转型进展节奏和结果预期的不同，以及转型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双头政治”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双方各有各的政治资源和优势，但由于零和博弈造成的决策或政策失效，导致转型的需求和政策的供给严重不匹配。在此基础上，作为转型进程中最难啃的骨头，“民地武”和“罗兴亚”问题自然而然凸显出来。

各界对昂山素季的讲话反应不一。缅甸民众对讲话普遍表示支持。西方媒体则提出批评，说昂山素季没有对军方的“种族清洗”进行指责，一些西方组织和政客还威胁要对缅甸进行新的制裁。昂山素季是缅甸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但国防、内政和边境事务由军方负责，行政权力有限。执政前，昂山素季一度成为西方的座上宾。执政后，昂山素季却变成西方众矢之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缅甸政府奉行了“倒向”中国的政策。由此可见西方自由民主的两面性、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