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印度处于各方拉拢的地位，在各方之间游走成为印度的外交习惯。在RCEP的谈判中，印度本想利用中国与日本等国之间的“矛盾”，但RCEP的绝大多数成员方，并没有走进印度所设想的“套路”。今后是继续走自力更生但低速、低质的发展道路，还是为了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而在国内进行大力改革，调整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和方式，对印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价值观上的分歧凸显，经贸合作基础的缺失，注定了拜登政府同印度合作的兴趣不高，两国关系也不可能走得多深。不过，两国仍存在防务合作的基本动力，但这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印度在美国某些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作用。

印度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合理路径。在这方面，印度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持相同立场。但印度更看重的，或许是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甚至在此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有强烈的大国抱负，即使综合国力不济，也希望扮演“世界导师”。不过，如果不搞好国内发展、片面追求所谓国际影响力，最终会导致力量透支、半途而废。

从目前趋势看，当前印政府的“战略自主”政策实质上是自主选择“伙伴”甚至“盟友”。尽管印认为能够依据自身国家利益灵活游走在中美之间渔利，但事实上美已通过防务合作逐渐侵蚀印“战略自主”根基，使印在若干关键作战领域逐渐依赖于美。希望印方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避免被裹挟进美盟友体系，成为美遏华“马前卒”。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稳定，更符合印自身的国家利益。

由于中印两国当前从结构性矛盾、再到战略大环境、再到印度执政团队的政策倾向，全都指向中印关系恶化，中印关系已跌到19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面对印度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现在必须认识到，次要战略方向也有牵动整个战略格局变化的潜力。印度人就是摸透了中国“谋东稳西”的心态，所以莫迪政府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针对边境冲突，双方有必要习惯在边境地区发生肢体冲突的“新常态”，或许能够形成一个双方都确认的“实际控制带”。但同时也要管控边界冲突对整体双边关系的“外溢”效应。

2014年5月，莫迪首次赢得印度人民院选举上台执政，旋即开启印度外交新模式，试图扮演“领导型力量”。不过，在遭遇现实的挫折后，他进行了策略上的平衡。2019年5月，莫迪第二次赢得人民院选举后，其外交方略进一步偏离印度过去的大国平衡，冒险性更为凸显。不过，印度外交的第三次调整，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当下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美印关系，与同盟或准同盟关系仍有着质的区别。而且从印度的角度讲，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战略自主权。今后在中国强、印度弱的情况下，美印防务合作仍有发展空间，两国可能继续制衡中国。但一旦三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现在的美印防务合作将会转型甚至解体。

印度此时同美国举行“2+2”对话，显然是防止印美关系“大局”可能因美国大选而生变，进而“锁定”印美关系大方向。“锁定”印美战略关系，成为美国“准盟友”，还可避免莫迪政府在国内议题上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且，这也实现了印度借美国之手“抵制”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拓展。不过，新德里的这一战略豪赌代价颇大、风险很高。

美印防务合作即将达到事实上的盟友水平，“不结盟”传统很难成为美印战略走近的障碍。“不结盟”是冷战期间，印度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今天的世界已不复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是美国霸权地位有所动摇、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的景象。所以，印度当前的外交政策已演变成在不同议题上与不同国家合作或斗争的“多面结盟”政策。

9月12日，阿富汗政府代表与塔利班代表在多哈启动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并成立了“接触小组”以保持密切沟通。这是继2月29日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之后，阿富汗和平进程取得的又一进展。不过，由于各方谈判立场存在巨大差异，谈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未来阿富汗的政治权力将如何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等势力之间分配，这也是此次谈判双方最大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