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今后处理中印关系要从三个坚决出发：第一，中印关系的风险应坚决从全球大变局来看待，中印边境问题是中印关系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较小的一个问题，双方在边境矛盾以外拥有广阔的发展与合作空间。第二，要坚决遏制印度的战略机会主义倾向。第三，坚决发展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渠道，中印民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双边未来关系发展的方向。

战略冒进将使印度付出沉重代价，印度对华战略误判是导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重要原因。现在，如果印度认为可以在中美博弈中渔利、可以利用中国外部压力增大之际对华冒险挑衅，无疑又是误判了形势，这与1962年的印度又有何差异？如果执意对华冒险挑衅，结局与1962年又将有何差异？

出于国内维稳，经济上“变道超车”，主导地区秩序，追求绝对安全这四大需求，莫迪政府频频对华示强。鉴此，今后中印关系迈入长波动期是大概率事件。面对这样的新常态，中印关系需要“重构”。

印度在此时如此高调地宣扬“自力更生”，除了扶持中小微企业、保障民生的合理考虑外，核心意图还在于打造自身制造业中心地位。疫情袭来，中国的停工停产和全球产业链的再调整让印度看到了契机，但无奈其自身严重缺乏成为中心的客观条件。

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发生，是印度国内政治进程和对华政策多年来误入歧途的必然结果。首先，莫迪上台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其次，印度在边界地区抢占战略要地和战略制高点的政策有其历史连贯性。冲突发生后，莫迪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不得不承认责任在印方。但由于怕民族主义情绪失控，莫迪努力平复军方强硬派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这些方式又充满风险。未来如果莫迪不能摆脱上述牵绊，他很可能重蹈当年尼赫鲁的覆辙。

由于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硬条件及软环境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印度还不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印度需要有一次脱胎换骨的“解放思想”运动，但现在看来，不管是莫迪，还是其他任何印度政党和领导人恐怕都难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中印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印关系的发展水平，与中印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之间的差距在迅速扩大。中国愿意接受印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大国地位，认同与印度在一些领域的共同利益。但中国对印政策的两个前提并没有大的变化：一是，印度不加入一个反华的同盟体系；二是，印度不破坏1993年以来双方在边界地区形成的互动规范和习惯。但现在，它们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对印政策也面临不断上升的调整压力。对此，中印两国需要找准新定位。

中印两国确实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当前中印之间的关系框架，从微观到宏观，基本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时确定的，它们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需要。中印两国史无前例地同时崛起，同时追求海洋大国地位，为双边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迄今为止，中印两国政府的总体态度低调克制，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也是比较严格，双方高层和官方均无意因局部冲突和偶发事件使双方战略关系和友好大局变轨改道，因为这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长远福祉，尤其是疫情大灾当前，中印两个世界超级人口大国均面临严重的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迫切任务。

一方面，印人党国内政治地位空前巩固，这导致秉持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人党政治自信空前。另一方面，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印度大唱赞歌，这又刺激了印度的战略自信爆棚。这“双重自信”冲昏了印度当局的头脑，使其在包括领土争议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意孤行。但无论印度怎么“自信”，怎么自我感觉良好，企图以武力手段攫取领土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