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网络”是一个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计划，美国试图在后疫情时代，联合“可信赖的伙伴”，在广泛领域排除中国企业，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堵。目前美国已决定拉韩国入伙，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迫韩就范，因此韩国的模糊态度不可能维持太久。最终决定韩国立场的因素有三个：一是韩国的利益算计；二是美国的压力、影响；三是中国的立场、态度。

为在经贸合作的发展上下先手棋，引领中韩两国的抗疫进入防疫与务实合作并行的“新常态”。两国应：一、继续坚定支持贸易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二、建立中韩科技研发中心，共同出资，共同选题，共享研究成果，服务于两国的相关产业升级换代，确保两国产业链更紧密。三、深化物流、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四、在“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有关发展战略对接方面，探讨更多实质性举措。

中日韩长期机制化合作成效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过程中得到检验，三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三国合作被赋予新动能，这也意味着东北亚区域治理迎来重要机遇期。中日韩需要利用好与欧美防控疫情之间的“时间差”，主动优化分工合作、携手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同时，三国应超越抗击疫情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推动区域治理取得进展，以区域治理为切入点推动实现东北亚秩序转型。

目前东亚地区疫情率先趋于稳定，但在此基础上，要想实现稳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和提升价值链，东亚国家还需解决——需求、技术、其他区域协作这三个问题。最后，鉴于以往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推进，东亚国家也有相应的制度和民意基础。当此可以利用这些机制，在官、商、民各界的推动下建立新机制。

历史证明，国与国关系状态的决定因素是两国之间根本利益的契合度。正是由于中韩国家利益契合度高，并且这种利益契合在狂风巨浪冲击、侵蚀下依然继续增长，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前景仍然乐观可期。

CPTPP生效一年多来无所作为，各成员均有不满。今年以来日本积极运作，欲将CPTPP恢复到原来的TPP，并建成以亚洲国家为中心的TPP。同时，由于新冠疫情爆发，中国诸多工厂停工，使日企所需的零部件进口受阻，让日本部分工厂也被迫停工。所以，日本产业界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如将TPP扩大至全亚洲，便可落实“中国加1”措施。

尽管本次疫情没有加剧东北亚地缘政治紧张，反而促使有关各国保持克制，调整政策，在本地区形成了主要国家维护局势平稳、合力应对疫情的局面。但问题是，进入后疫情时代，东北亚的暂时稳定局面能否长久维持，抑或区内地缘政治面貌能否由此彻底改变？答案却是否定的。

特朗普亲署函的真正用意不在与朝合作抗疫，其实际意图：一是安抚朝鲜，防止局势失控。二是主动布局，维持对话框架。尽管在当下，特朗普政府对朝美对话采取“先稳定后推进”战略，是无奈之举，但朝方对此仍积极回应。这使信函外交可能成为打开朝美僵局、恢复半岛无核化进程的一个契机，不过我们对此绝不可盲目乐观。

韩国是一个宗教多元复杂的国家，林林总总的宗教也是人们理解韩国社会的一个符号。而且从历史来看，韩国宗教在团结人心、促进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独特作用。但近来随着宗教与政治、经济、社会等联系越来越密切，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愈显突出。

面对疫情，韩国政府难免背负对疫情加重“应对不力”的指责，但在野党也不敢利用此机会大肆攻击执政党，因为过度的党争在全国齐心抗疫的特殊时期会与民心背道而驰，而且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在野党难免会被执政党“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