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4年，欧洲进一步加紧构建“经济安全”的政策大厦。1月11日，欧盟《数据法》正式生效。欧盟本周还将出台新的架构，即“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

这个一揽子计划涵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贸易保护和产业战略4个核心领域，尤其在前两个领域，将推出详细的措施与规则，对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欧洲对华出口和中欧双边投资施加更为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以阻止中国获取欧洲的“战略性资产”。这实际勾勒出了欧洲对华“去风险”的具体路线图。欧盟决策者希望借助这个计划，推动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双层多方”的沟通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加强协作，使彼此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法规制度与运行机制相互融合，协调一致，进而在全欧洲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架构。

当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延宕不休，欧洲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日趋碎片化，“欧洲战略自主”的宏图远略在安全与防务领域遭遇空前挑战。欧盟决策者将经济安全作为推进战略自主的主攻方向，试图增强欧盟的“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然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强势崛起，在民粹压力下，欧盟各成员国并不愿意向欧盟进一步让渡权力。2024年又是欧洲议会选举之年，欧盟自身也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政治洗牌。而且，“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对内带有欧盟为自己扩权的考量，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围绕涉外经济管制的权力划分，会有更多你来我往的博弈。可以想见，这个一揽子计划不仅会导致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开启新一轮拉锯，也将深刻影响欧洲政治版图的分合变迁。

欧洲关于经济安全的战略架构，明显带有追随和仿效美国的意味，它是对拜登政府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配合与补充，说明美欧在这方面的互动更趋协调。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洲在内部陷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在外部无力单独应对迅速激化的冲突乱象，对美国的依赖逐渐加深，美欧对华战略决策也越来越“同频共振”。

欧洲对经济安全的认知与表述，深受美国的战略认知与叙事体系的影响。欧盟和德英荷等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与核心领域，与美国大致相同。同时，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翻陈出新的“经济战”理论也影响着欧洲决策者的观念。例如，欧盟定义的四种经济风险之一的“经济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最早见于美国学者的概括；欧洲当前关于“经济韧性”和投资审查的决策，发轫于美国的“战略性资产”理论等。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在国际科技竞争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下降，欧洲在中美之间越发感到进退失据。新年伊始，就接连推出关于经济安全的政策文件，表明欧洲在变局之中心态焦灼，难以安然自处。

在经济安全的相关领域，欧盟从2022年初至今已出台百余份文件和报告，德法英荷等国也出台了多份文件，但总体而言，欧洲是在高科技产业生产链的三个节点集中构建经济安全战略。首先，在生产链的前端，即投入原料与能源的一端，着力推行“关键性原材料战略”，确保最核心的资源与能源的供应链安全；其次，在生产链的后端，即尖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一端，针对“新兴颠覆性技术”推行产业战略，着力提升欧洲技术创新能力，力求建立欧洲对技术研发的主导权；再次是生产链的辅助支撑端，致力于构建“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所谓“韧性”。

然而，现实却是骨感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究竟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尚未可知，就像“欧洲战略自主”的构想，看起来十分美好，但付诸实施却屡屡受挫。究其原因，欧洲分散化和多层次的政治权力结构，使其决策难免出现反复，任何战略的落实必然一波三折，执行效果往往参差不齐。欧盟虽在名义上“凌驾”于各成员国，但只对贸易政策拥有完全的决策与执行的权力，而在产业战略、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这三个领域，欧盟所有战略与政策都不具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必须依靠成员国制订相应的国内细则来加以落实。各成员国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又千差万别，执行力度各不相同，这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政策执行力弱得多。

有学者指出，欧洲“已抛弃康德式的自由主义，在拥抱霍布斯式的自由主义”，换言之，欧洲已经转向，不再秉持过去长期尊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念，而是积极参与大国之间聚焦科技与经济的地缘政治竞争。当前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就是明证。这个计划显然会对中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将导致中欧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与经贸合作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但实际落实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