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已开启全国性竞选造势活动，为宣传经济政绩、提振经济信心，宣扬“拜登经济学”成为竞选活动极其重要一环。但事实上，拜登的经济履历已被通胀蒙上阴影，推动产业政策回潮也给美国经济和盟友带来风险。

什么是“拜登经济学”？

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即对“拜登经济学”有过明确的解释。拜登政府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与全球安全议程相结合，实施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产业政策。拜登政府认为自由贸易和放任经济掏空了美国产业基础，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供应链武器化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即“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将由一个权力更集中的联邦政府引导投资、工业和贸易活动，从而保障中产阶级和巩固国家安全。

6月28日，拜登在芝加哥发表演讲时，自称“拜登经济学”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建设经济，承认市场价值但更关注市场失灵。拜登将其经济学概括为三点特征：一是在美国进行明智投资。美国政府投资特定目标和行业，重点是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半导体，旨在通过公共投资吸引私人投资跟进。二是壮大中产阶级。政府支持工会并设立学徒制，尤其关注低学历人群，培养未来的中产工人。拜登认为，疫情以来创造的1300万个就业岗位、少数族裔和残疾人创纪录的低失业率都应归功于自己的经济学。三是促进竞争。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以降低成本。同时，拜登批判了共和党“涓滴经济学”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美国不平等加剧、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城镇空心化、限制公共和创新投资。

从拜登执政以来的经济履历及其政府官员的讲话来看，“拜登经济学”是通过政府积极扩大支出，借助产业政策实现多方面发展目标。它关注工人供应和基础设施质量等问题，寻求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少不平等和环境污染问题，创造更具生产力的经济。这与采用减税、减少赤字和放松管制等方式，通过充分激活市场潜能推进增长的传统供给侧经济学划清界线。它推崇产业政策，政府下场挑选赢家，将资源引导到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业，而不是将其留给市场选择。这是美国从对自由市场的忠诚到政府更频繁干预的转向。

“拜登经济学”的由来

拜登经济团队虽然有前美联储主席、现任财政部长耶伦和前美联储副主席、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布雷纳德，但实际上拜登的经济政策却由地缘政治政客、社会问题和工会专家把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拜登将经济学家放在了后排位置，前排是外交政策人员和社会事务人员，主流经济学家或中左派人士会被团队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者而遭排斥。

“拜登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背道而驰也有其历史原因。2009年，奥巴马施行正统经济政策，结果美国失业率维持高位，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复苏乏力。奥巴马政府因此遭到诸多指责，如没有更好地利用预算赤字，太听信经济学家的建议，放任高科技产业形成垄断等。2016年，特朗普在“铁锈带”工业各州赢得选举，拜登认为民主党不能重蹈覆辙，上任后就支持工业化和劳工就业，批评自由贸易。

“拜登经济学”更是抗衡中国发展的政策产物。疫情暴露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引发了美国全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应对。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奉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认为产业政策是对抗中国的唯一途径，利用民众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担忧，以及美国在关键制造业和自然资源依赖竞争对手的忧虑，重新唤起民众对产业政策的兴趣。

“拜登经济学”的矛盾之处

第一，“拜登经济学”让财政开支马达全开，但又想突破传统凯恩斯经济政策范式。《基建投资和就业法》《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三大法案总共耗资1.7万亿美元。未来五年，美国政府将向本国企业补贴180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7%。拜登经济政策侧重点是增加支出和扩大福利，这与传统凯恩斯理论给定总供给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立场大体一致。与之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强调把劳动力、人力资本、公共基建、研发以及可持续环境投资作为政策优先目标，着重加强劳动力的规模、劳动人口的生产力、资源的可再生性等长期增长潜力，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以此突破传统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但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实施的超常刺激政策派生了四十年未见之大通胀，经济过热运行下再加码需求刺激，即使关注增长质量的新说辞也难让人信服。

第二，“拜登经济学”让传统产业政策回潮，但又让产业政策背负更多新附加目的。拜登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在先进制造领域维持技术优势地位，领先中国。补贴的发放又附加其他政府要求，如提供儿童保育、按工会工资标准支付工资、雇佣工会工人、帮助女企业家、不回购股票、不在中国投资、与联邦政府分享利润，让产业政策背负如此之多的附加目的显然会削弱其影响力，繁琐的手续也将进一步增加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与此同时，产业政策还混合着贸易保护主义，也使其目标难以实现。如，对在北美组装的电动汽车提供补贴，将使其变得价高质次，性价比低，减少其向绿色环保发展的动力。

第三，“拜登经济学”以“应对中国威胁”为由加强了“政府之手”，但又因过多干预给自身和盟友带来风险。拜登强调在国内的投资是“打造能够延续几代人的东西”，是与中国竞争所必需的。这使得联邦政府在影响国内私人投资方面可以扮演自信的新角色，但这一策略也导致美国联邦支出的扩大，通胀的高企。美国对华将安全和政治问题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去风险化”“去中国化”需联手老盟友与新伙伴一致行动，然而“买美国货”的规定让其盟友和伙伴感到沮丧。美国可能不会仔细考虑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诉求，只让盟友和伙伴承担中美竞争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成本。

“拜登经济学”将走向何方？

“拜登经济学”的新增开支急速增长将推高债务。拜登政府利用了疫情的危机感推出了新政，进行了与中国竞争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但却忽视了新增开支急速增长对美国国债、通胀和长远经济增长的潜在后果。尽管全球政府债务都处于历史高位，但欧洲债务正趋于稳定，而美国债务不断上升，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和意大利。在利率同时迅速上升的情况下，为政府债务支付的利息将增长更快，十年内，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将超过用于国防和医疗补助等社会计划的开支。

“拜登经济学”的大量补贴将不可避免造成腐败和资产的不良配置。美国自身体制决定了利益集团操控候选人，游说国会议员影响法案制定和修改，金钱政治和利益输送大行其道。企业会为了得到公共资源而进行激烈的游说。最终政策决策标准将会改变，对议员政治有利的项目将优先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项目。

“拜登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夺回2016年和2020年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但“拜登经济学”提供的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并不足以解决民主党的政治问题，这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既不想被送回学校，也不想靠福利生活，他们想获得为他们提供收入和自豪感的工作。然而产业政策也不能创造工作，它只将工作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拜登经济学”宣称发展中产阶级，但自2022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经通胀调整后的资产价值已减少6%，相当于每个中产阶级成年人的资产减少了3.4万美元。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临近，“拜登经济学”唤醒了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历史的回忆。1980年由于经济形势严峻，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和民主党总统卡特的支持率出乎意料地接近。在最后一场辩论中，里根问美国选民，“比起四年前，你们生活变好了吗？”显而易见的否定答案促使犹豫不决的选民做出了选择。

（作者为现代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