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向亚洲回归在本质上是东方主体性回归的表现,是中东地区战略自主性增强的体现,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作为亚洲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核心,有望对中东和平发展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东向亚洲的回归也向中国的政治地理、地区研究和外交政策统筹提出了挑战。重新确立学术和政策意义上的亚洲观,以及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西亚观,都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
最近几年来,在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和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长期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形势却逆势而上,呈现出内求发展、外求和解的积极变化,并在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和解后出现了中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和解潮。 如果对近年来中东地区形势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分析,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中东地区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长期主导的地区,在政治取向和对外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积极向亚洲回归的重大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东地区和解潮的重要动力和保障。中东国家积极采取“向东看”战略,强烈要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亚洲主导的地区组织,吸取内求发展、外求和平的亚洲经验等,都是中东向亚洲回归的集中体现。今年7月4日,伊朗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这是中东国家向亚洲回归的重要表现。 从本质上来说,西方对中东影响的衰退,中东向亚洲的回归,是百年大变局下东西方关系深刻变化的产物。与中东向亚洲回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在中东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呈现出双重下降的态势。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正伴随其持续的战略收缩严重下降,并出现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的“喀布尔时刻”。西方社会内部危机加重、政治撕裂和极化对抗加剧与美国对中东民主改造失败的效应叠加,使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对中东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中东”概念背后的西方叙事及实质 众所周知,近东、中东、远东是欧洲近代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根据距离地中海远近提出的概念,它们都是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地理概念,集中体现了以欧洲为中心对西方与东方之间中心与边缘、文明与蒙昧、支配与服从等一系列不平等关系的历史叙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近东”概念伴随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入“中东”概念而鲜有使用,“远东”概念也已伴随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而基本销声匿迹,但“中东”的概念却作为一个政治和地理的概念依然在广泛使用,从中也足见西方对中东地区影响之深。 自18世纪末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相继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深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导,使地区国家发展和地区国际关系都具有典型的依附西方的特征。 首先,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从外部强加的产物。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在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基础上强加给中东地区的不合理体系,具有破碎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这是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异常困难的深刻历史根源。 其次,中东国家效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困难重重。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脱亚入欧”取向,但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中东地区的本土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龃龉不断,加之西方人为进行民主移植和政权更迭,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并且异常艰难。 最后,西方的干涉、控制和操控使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具有典型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特征。由于西方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涉、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干预中东事务,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 进入当代以来,尽管中东国家都相继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在西方的观念中,中东地区依然是需要支配、统治和改造的落后地区。在很长时期的历史内,西方的亚洲概念并不包含中东,而是把西亚北非地区即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称为“中东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简称“MENA”)。在西方国家政府文件、国际组织和智库的报告中,“中东北非”一直都是一个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非洲的独特概念。这绝不仅仅是无意的疏忽,而是西方一直从地中海中心和欧洲中心出发,把“中东北非”视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延伸地区来看待。例如,无论是法国还是欧盟,在冷战后都一直谋求把“中东北非”国家纳入欧盟东进南下的环地中海战略。 中东向亚洲回归及其意义 在百年大变局的当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正在使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长期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中东地区不仅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正在形成,其向亚洲回归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不仅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东国家向亚洲回归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它曾在20世纪上半叶中东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追求独立和解放的高潮,并且成为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等国际政治力量的主体。 20世纪初,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都构成了“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地区掀起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19-1922)、阿富汗的反英斗争(1919-1921)、伊朗的反英民族运动(1919-1921)、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1919-1924),以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发生的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化和亚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埃及等中东国家在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伴随冷战的全面展开,中东地区的阵营分化和泛民族、泛宗教运动的兴起,都破坏了中东国家的亚洲认同。中东地区国家日益分化为追随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和追随苏联阵营的国家,中东地区爆发的四次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等具有美苏代理人战争色彩的局部战争,都使中东国家作为亚洲国家的整体意识和政治实践都遭到严重破坏,而中东地区出现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削弱了中东国家的亚洲意识。 冷战后,美国霸权对中东的主导作用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美国和西方进行的民主输出、政权更迭、反恐战争与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之间的矛盾凸显,进而使伊斯兰与西方关系成为困扰中东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中东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困顿和迷失进一步加剧。 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本身既是中东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的诉求与内外发展困境之间矛盾的产物,其遭遇的挫折也进一步促使地区国家进行内外战略的调整,而向亚洲回归的“向东看”战略正是其战略调整的产物。中东向亚洲的回归的主要表现包括: 首先,中东国家集体“向东看”的趋势日趋明显。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乃至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都把加强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合作的“向东看”战略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方向。 其次,中东国家日益把融入亚洲主导的地区组织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选择。目前许多中东国家都把加入上合组织作为其对外战略重点。在伊朗从观察员国转为正式成员国、实现中东国家加入上合组织的历史性突破后,土耳其、阿联酋、埃及、卡塔尔、沙特、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都对加入上合组织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其中土耳其、沙特、埃及、卡塔尔已是上合组织对话国。而土耳其加入欧盟遭遇的严重挫折则与伊朗成功加入上合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作为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正成为中东国家内外战略的优先选择,而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精髓也正在助力中东走上和平发展的正道。近年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编织全球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外交理念和实践,特别是近两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都与长期饱受战乱对抗、民族冲突、宗教争端、文明隔阂困扰的中东人民的需求高度契合,这也是推动中东地区国家采取“向东看”战略的重要动力。 总之,中东向亚洲回归在本质上是东方主体性回归的表现,是中东地区战略自主性增强的体现,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作为亚洲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核心,有望对中东和平发展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需要新的“大西亚”地区观念 中东向亚洲的回归也向中国的政治地理、地区研究和外交政策统筹提出了挑战。 从历史联系角度看,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构成了中国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丝绸之路为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联通的地区就是中国和西亚地区,中国古代的“西域”概念不仅在事实上主要指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观念上也反映了中国认识周边观的整体性,“西域”在历史上并没有今天中亚、南亚等局部地区的区隔。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都是把西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向西所能到达和联系之处都属于“西域”,“西域”所包括的地理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区域。 进入近世,尤其是当代以来,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政治地理区域尽管有其学科和实践意义,但也造成了中国周边观念日趋割裂的弊端,即彼此孤立的地区观。例如,在地理和宗教文化属性上具有诸多共性的中亚、西亚、南亚被人为割裂,不仅造成了研究的局限性,甚至会对外交实践造成消极影响。例如,地处中亚、南亚、西亚结合部的阿富汗,可以说这三大区域研究都对其进行研究,但却都研究不透,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区域研究都认为阿富汗研究应归属其他地区进行研究;又如在苏联解体后,外交部的欧亚司负责由原苏联独立出来的欧亚12国,其中包括中亚五国,但从文化属性来看,中亚五个穆斯林国家与欧亚司负责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显然与西亚有更多共性。此外,与中亚关系十分密切的阿富汗在外交归口管理上却划归亚洲司。这既造成了一定的管理困难,并且不利于周边外交的整体统筹。 因此,从学理和政策层面看,不仅具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中东”概念具有突出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中亚、南亚、西亚在政治地理学科层面和外交管理层面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从这种意义上说,重新确立学术和政策意义上的亚洲观,以及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西亚观,都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