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美维也纳高层会晤之后，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明显升温。从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赴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到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再到7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美国高层高密度的对华接触以及耶伦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释放了对华政策战术性调整的重要信号。

这种调整有多重因素驱动，使一段时期以来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然而，美国对华大战略并未有实质性调整，导致对华政策矛盾和“混乱”的美国“战略迷茫”状态也没有根本改变，下个阶段中美关系仍面临着诸多风险和考验。

美国高层密集访华背后的三重动因

一是资本驱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结束，一度被按下暂停键的全球化进程加速“重启”，中国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最新的开放红利，美国苹果、微软、特斯拉等资本巨头纷纷“用脚投票”，排队来华访问，希望能够推动本国企业和资本在华“抢滩登陆”，要求美国政府调整一系列“泛安全化”的做法。而美国政客也不得不重视国内资本的诉求，正视中美经贸合则两利的现实。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国内部分反华势力推动美对华全面“脱钩”的政策宣告破产。

二是政治驱动。随着特朗普和拜登相继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大选，当前美国已提前进入“选举时间”，但当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债务上限一提再提，国内通货膨胀高企，府会分治相互僵持，两党恶斗愈发激烈，社会分裂不断加剧，拜登政府急需采取措施稳住经济金融，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国内信心，做好下半年的APEC峰会主场外交，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获得更大的“政绩”，为明年的大选角逐铺路，而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快速“解锁”上述问题的关键。

三是外交驱动。一段时间以来，拜登通过炒作中国意识形态威胁拉帮结派组建遏华阵营，通过“小院高墙”围堵打压中国的关键技术发展，构建平行市场，将世界带到了新冷战的边缘。然而，美国打压后发国家、维系一超独霸、寻求脱钩断链、施压他国选边站队的一系列做法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德国、法国、东盟都明确表达了拒绝新冷战、寻求战略自主的决心，“全球南方”也加强抱团，反对技术垄断，为后发国家争取更大发展权益。对此，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外交政策，采取更加柔和的姿态来缓解日益增大的外交压力。

对中美关系发展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

其一，中美两国正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美国高层接踵来华访问，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高规格接待，从外交到经贸再到全球治理，两国就彼此关心的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这种通过政府高层加强接触、政策沟通、通过工作层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的方式有利于双边危机管控，有利于推动双边务实合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间的紧张氛围，给中美关系注入了更多确定性与稳定性，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二，呼吁两国“和平共处、共同演进”的理性声音在增大。耶伦做出的“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经济高度融合、难以脱钩”等表态与“中美冲突论”“脱钩论”有明显不同，与习主席会见国务卿布林肯时提出的“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两国各自取得的成功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相互呼应，美国对华表态逐渐回到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时的共识上。通过美国高层来华访问，这些对华理性认知将更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美国国内舆论，改善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迷失”并未改变

需要看到的是，美国高官频繁访华的外交动作只是一种战术层面上的政策调整，拜登政府将中国“威胁”作为对内团结两党、对外整合盟友的基本工具的动机仍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并未发生调整，中国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对华“竞争-遏制-合作”的整体思路并未改变。美国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战略迷失”与“摇摆”将持续影响下个阶段的对华政策走向。

其一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美国战略界一种观点认为，解决这一危机应该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点，因为这场危机会持续“消耗美国”，危机久拖不决会影响美国的战略信誉，拖垮美国霸权，美国无力在参与一场热战的同时持续推动一场新冷战，将中国“逼到俄罗斯一边”是最大的战略错误。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乌克兰危机把欧洲和台湾地区紧紧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一个因乌克兰危机而持续被消耗的俄罗斯不足为患，而最大程度地动员盟友伙伴遏制中国、打乱中华民族复兴的节奏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

其二是在对华战略遏制的问题上。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和平崛起让美国陷入“战略两难”：遏制打压中国，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合法性就没有了，后发国家看不到发展空间；如果不遏制，美国战略界担心自身对体系的主导权会丧失，这让早已习惯霸权红利的美国难以接受。美国战略界已经意识到，“既想好处占尽又要坏事做绝”在对华政策实践中行不通，全面对华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做不到。但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与国内舆论环境下，放弃对华遏制政策也很难。面对日益紧迫的选举压力，拜登政府对华缓和的空间有限，但没有中国的合作，拜登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棘手问题很难解决，在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上和全球治理领域很难有所建树，对华强硬的空间也有限。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