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结构快速变化：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呈现两极化力量对比格局，同时出现了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趋向。

亚太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也正发生转变，拜登政府收紧同盟网络，对华政策的制衡、围堵色彩不断加重，特别是强化介入台湾问题，域内国家选边站队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性冲突开始具有现实性，而且，从过去的经济科技“软冲突”转向军事摩擦“硬冲突”的风险加大。

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事件，它虽根源于欧洲地缘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但对全球大国关系和各地区形势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外溢影响，在亚太地区也有突出体现。

俄乌冲突激化了亚太地区矛盾，触发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使地区形势更加严峻。

一是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影响。俄乌冲突最直接的影响，是在粮食、能源产业供应链稳定方面。过去几十年，亚太地区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正因如此，受到这场战争的冲击也最大，各国的经济、社会以及区域合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是对各国战略心态的影响。亚太地区越来越多国家的形势认知趋于保守、消极，安全自主意识增强。面对冲突，亚太一些中小国家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在它们来看，“万一将来本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类似的冲击和威胁，不知道可以相信谁来帮助自己”。于是，在外交上加强纵横捭阖的同时，安全上的自主自强成为一种趋势。

三是对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的影响。面对严峻局势，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做出重要调整，出现了一系列从未有过的迹象。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公开发表言论称，要和美国实施“核共享”；日韩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出席了北约峰会，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北约化”；反过来，北约“亚太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亚太地区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新风险，需要关注三大趋势。

一是阵营对抗的趋势上升。美国曾是战后国际秩序、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但现在却越来越多地运用体制外、建制外的手法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强化各个双边同盟的同时，也在构建多个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小院高墙”式排他性组织，并得到了日韩的紧密追随。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关系正在出现“戏剧性的改善”。尽管这种由外部因素推动的改善能持续多久令人生疑，但它已然助长了地区的集团化和阵营对抗局面。

5月底，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了第28届“亚洲的未来”国际论坛，在“转换期的中日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专题对话中，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从日韩走近中感受到了压力？”。这一提问暴露了“美日韩合作”的靶子所在，也暗含了它所导致的地区性政治结果。

第二，军备竞赛的风险增加。早在俄乌冲突之前，亚太地区无论是军费支出还是武器采购的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冲突进一步激发了一些国家的自主意识，在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防卫方面的自主努力。核武器更加不会被放弃，美国在推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同时，时隔40年重新在东北亚机动部署战略核潜艇，更令本地区的核态势出现重大变化。

三是围绕战后秩序的对立被重新激活。俄乌冲突凸显了亚太地区关于三个重要问题的对立和对抗：

其一，战后地区秩序的起点究竟是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对此表示接受的《日本投降书》无疑应是起点、原点，但1951年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在排斥中国、苏联的情况下，同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对其中的关键内容做了重要修改，扭曲了地区秩序，并制造出一系列争端。

其二，“旧金山体制”与雅尔塔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继承、延展还是歪曲、篡改？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其三，日本介入台湾问题、要求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法理依据在哪里？“台湾地位未定论”始于“旧金山和约”，而中国对其一贯是不予承认的。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走势、竞争优势转化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面对空前挑战，中国需要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针不动摇，坚持地区战略目标不动摇。在经济上，需要防止“平行化”趋势，防止形成互不相交的两个市场、两个供应链体系；坚决反对“脱钩断链”，维持一个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供应链体系。在安全上，需要防止地区安全格局的两极化，避免阵营对抗，努力推进地区秩序平稳重构的历史进程，最终建立起各国平等参与、体现各方诉求、利益相互融合的地区新秩序。

对于俄乌冲突，中国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对俄罗斯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与乌克兰也保持着沟通。中国的立场不取决于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基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中国一贯反对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主张妥善尊重和适当回应各国合理的安全利益和关切。

从长远看，亚太应当以争取构建统一的泛地区安全架构为目标。这样的架构应当包括地区全体成员，不排他，不敌视任何一方。它所体现的理念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这样的架构才称得上是“秩序”，而不是“体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