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刚刚结束，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又即将来访。近期为何美国高官频频访华？耶伦访华有何具体成果？之后如何具体管控中美关系？《凤凰大参考》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

核心提要：

1.关于耶伦访华的背景，黄靖认为是美元霸权地位依赖全球化、美国通胀导致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华尔街资本力量不希望与中国“脱钩”。而中国在制造业、贸易量、外汇、美债方面的地位，也是耶伦对华相对理性的原因。而她此访也与中方各级领导进行了“实质的、深入的、建设性的”谈话，总体比较成功，一个信号是本月中国购买美债方面超过前三个月总额。

2.至于耶伦表态是否有效？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黄靖表示，虽然耶伦在决策层内话语权并不高，但是耶伦应该会在其职责范围内，尽可能落实其“对华承诺”，不会赞同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至少在中美金融和贸易关系层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总体来讲，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和政治极化大大削弱了拜登政府政策的执行能力和意愿。

3.为什么美国高官布林肯、耶伦、克里分别访华？黄靖认为，这是各个政治利益集团博弈方式决定的。比如克里代表的是环保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方面要和中国“合作”的需求更强烈。克里要和中国“谈好”后再回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代表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利益均衡作为决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耶伦、克里以及也要来的雷蒙多都是在“各司其职”。而布林肯考虑问题，更多基于零和安全角度。

1、耶伦并非“知华派”，对华理性是利益驱使

《凤凰大参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耶伦紧随其后来到中国。今年1月，耶伦曾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瑞士举行长时间会谈。耶伦为什么如此急于访华？相比其他内阁成员，耶伦对华态度为何相对理性？

黄靖：耶伦并非知华派，其对华态度主要受到与她同时期中国金融和经济界的官员和学者的影响。在耶伦进入美国决策层时，刚好碰上本世纪初第一个大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中美的合作让她印象深刻，她认为可以，也应该与中国合作。

并且，耶伦所代表的是美国华尔街大资本、跨国公司、经贸团体等利益群体，他们目前关键的利益诉求是维护美国和全球的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在这一点上，美国现在必须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美元是全球信贷货币，因此全球的投资、贸易储备以至借贷，都以美元为主。而美债是世界债务中的源本性抵押品，也就是说，美债可以作为最原始和最基本的一种抵押品来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根本离不开全球化。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如果支撑全球化的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停顿，美元霸权又从何谈起？

第二，美国国内通胀高企，再一次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主要因为近年来持续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去年三月开始的剧烈加息缩表，以及俄乌冲突中的美元武器化。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信用一直未得到恢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08年的金融风暴从本质上来说是美元的信用危机，耶伦当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了。

第三，耶伦代表的是美国大资本的利益。美国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美联储并非中央银行，而是美国各银行的“协会”，由美国政府授权主管货币发行和制定利率等事务，因此其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耶伦曾任美联储主席，现在又担任财长。美国财政部最大的责任之一，就是对美联储提供指导性意见并发行债券。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财政部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管理部门，这就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尔街的大资本力量是反对“去全球化”、反对“与中国脱钩”的。因为在1991年冷战结束、全世界的政治藩篱被清除之后，美国大资本迅速“全球化”，从全球各个市场获得巨额收益。换言之，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力量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因此他们完全反对去全球化，更不希望“脱钩”。

耶伦之所以强调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的”，关键在于中国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第二，中国是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产品的最大买家、外汇储备第一和目前美债的第二大持有者；第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目前全世界每天有60%的贸易与中国相关，而贸易的核心是（金融）支付和信贷。

因此，从耶伦的角度来说，维护美元霸权、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维持“全球化”的发展，都与中国有天然联系。简言之，她的对华理性态度，并不是仅仅因为她了解中国，而是由其利益决定。

2、耶伦访华有用吗？她的表态可信吗？

《凤凰大参考》：您认为耶伦访华是否达成了上述目的？耶伦此次到访对我们有何重要积极意义？

黄靖：耶伦此次访华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耶伦此次访华与我方的各级领导官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副总理、前任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以及即将卸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都进行了“实质的、深入的、建设性的”谈话。

一个利好的现象是，中国在耶伦访华的这个月（7月），购入的美债总量已经超过了前三个月（4、5、6月）购买美国国债的总额，目前为止已增持205亿美元的国债。

对于我们而言，耶伦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美双方愿意、也应该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合作。实事求是地说，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是当今中美关系中的最大共同利益。

中国当然不希望美国又一次出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我们目前对外贸易中的收支绝大多数依旧是美元结算的。其次，如果出现金融风暴，对于中国经济将造成巨大打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这些压力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不畅，消费低迷，我们的国内外投资、经贸交流以及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等，都离不开金融秩序的稳定。

《凤凰大参考》：如您所讲，耶伦受利益驱动，不断强调美方不应也不会对中“脱钩”，但从各方评论看，中国网民普遍对于美方的说法并不相信，您如何看待耶伦言论的“可信性”？

黄靖：拜登政府的确比较弱势。拜登在上台之后，我们两国领导人多次举行会晤，在每一次会晤结束后的通告中，最后一段都是“双方元首督促各自团队落实元首会晤达成的协议”，然而拜登团队每次都无法落实。在我看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拜登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而是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和政治极化大大削弱了拜登政府政策的执行能力和意愿。目前美国的国家认同产生严重分裂，导致美国产生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势力，简单来说，即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派，而问题就是，这两派一直在“互相反对”，拜登政府无力管控这样的分裂，更谈不上“愈合”。

回到这个问题，虽然耶伦在决策层内话语权并不高，但是耶伦应该会在其职责范围内，尽可能落实其“对华承诺”。耶伦曾说，中美脱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耶伦的这句话，代表的是华尔街的大资本力量以及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所思所想。如果中美真的“经济脱钩”，就等于斩断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们是一定要反对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耶伦会在实际行动上有所表示，比如在美国国债问题处理上与中国进行积极沟通，而且耶伦也不会跟随国会的反华势力起舞，不会赞同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也就是说，耶伦会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至少在中美金融和贸易关系层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耶伦与布林肯看待问题的视角并不相同，布林肯主要是基于安全层面的考虑。其实，美国的政策制定中，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即经济与安全利益的错位。从耶伦代表的经济角度来看，贸易和金融是“正和游戏”，即双方可以通过贸易，共同获得利益，实现“双赢”。但是从布林肯代表的安全角度来看，安全问题是“零和博弈”，即一方力量的增长会对于另一方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布林肯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者，威胁到了美国霸权。

因此，美国现在要极力避免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直接矛盾，因此拜登政府将重点慢慢转移到了“高科技问题”上，把“经济与安全挂钩”悄悄地转变为“高科技与安全挂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去风险化”这个概念。

3、美国的“小院”，却连“双脚都站不下”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提到，美国的“经济问题安全化”其实是体现在对华的高科技限制问题。耶伦表示，如果实施，应该以透明方式进行。您如何看待耶伦强调的“透明、小范围、目标明确”原则？

黄靖：拜登政府将政策重心转移到高科技封锁上之后，推出了“小院高墙”政策，即把与高科技相关的企业划到“小院”里面，建立高高的“墙”，严格限制他们的对华技术出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策有一个核心的争议点，那就是“谁在小院里面”。据我所知，目前美国此政策推行遇到的阻碍，主要源于这个问题。

“小院高墙”要封锁的，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是“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因为越是高科技，全球化的程度也越高，对于全球市场的需求也越高，这样才能实现盈利。

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大厨，非常会做宫保鸡丁。但是如果只是在家里吃，无法实现盈利，因此我必须要将这道菜尽可能推向更多的餐馆，才会赚更多钱，这样才能体现出“大厨”存在的意义，提高自身的价值。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盈利方式也是一样的。具体而言，将“科技”转变成“利润”主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研发、产品转换、规模生产、市场销售。在这四个环节中，前三个环节都要大量投资，是“烧钱”的。唯有进入第四个环节才能还本盈利。美国的主导优势主要在于前两个环节，也就是“研发”和“产品转换”，这两个环节是纯粹的投入，而且往往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与之相比，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规模生产”和“市场销售”，也就是两个最终将科技产品转化为“利润”的最关键步骤。

因此，美国的高科技公司都惧怕被划入“小院”内，因为一旦被划入，就意味着他们将丧失广阔的中国市场，也就是巨额利润。事实上，在大资本和大公司的压力下，连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自己都私下说，“现在的院子小得甚至连我的双脚都站不下”。

耶伦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她是一个理性派，因此她提出了非常理想化的“透明、小范围、目标明确”原则。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需要“保密”，同时也越可能被运用于安全方面，这就决定了高科技的“保密”本质，这与耶伦提出的“透明”原则是矛盾的。

第二，针对“小范围”，有“量”和“质”两个悖论。从“质”的方面来看，高科技发展的核心是创新，这需要充分发挥个体的能量和才智，同时需要很高的风险忍耐度（高风险），科技化程度越高，对创新的要求和承担的风险也越高。这一点，美国的体制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高科技对于全球化程度越高，对全球市场依赖性越大，就越需要大规模量产和销售；从“量”的方面来看，创新之后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将其生产和应用，而中国的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给予“创新”成果以更多更集中的投资。

4、中美关系短期难以“解冻”，但是做好三点可以有效管控

《凤凰大参考》：耶伦强调希望中美之间增强沟通，并且继布林肯和耶伦之后，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也将于下周访华。美方高级官员为什么分别到访？

黄靖：至于分别到访，美国的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自由民主制）决定了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和决策程序。各利益集团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利益需求放到决策的“桌面”上，这个步骤通常通过自己在决策圈（圈子）中的代理人来完成。

克里代表的是环保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方面要和中国“合作”的需求/要求更强烈。克里要和中国“谈好”后再回去（在决策过程中）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代表（包括耶伦）讨价还价，这样达成一个利益均衡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可以成为“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耶伦、克里以及也要来的雷蒙多都是在“各司其职”。

《凤凰大参考》：您认为这样的密集访华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可以实现“短期解冻”？

黄靖：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改善，因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三个“基本条件”——中国持续崛起、中国坚定走自己的道路、美方不会放弃自己的“霸权”，依旧长期存在。

同时，美方现在的对华政策基本是用“心”而非用“脑”在做。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被“情绪”左右。美国国内目前对中国的焦虑、愤怒甚至是惊恐等种种心理，主要是因为：

第一，美国自一战后进入世界舞台以来，没有“做老二”的经验。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就确立了全球“霸权地位”，因此美国人从内心无法接受成为“老二”，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克林顿开始，都强调“维持美国领导地位”。

第二，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美国的“提携帮助”，是尼克松总统与中国开始合作，是美国为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从而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中国在发展壮大之后，却没有按照美国的设计完成“和平演变”或至少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对美国造成“严重挑战”，由此，美国人内心生出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甚至背叛感”。

第三种情绪比较复杂，掺杂了“种族主义”和“宗教情绪”。一方面，美国认为工业革命只有在西方的“白人”国家才可以成功并引领世界发展，中国快速发展和成功让美国的一些政客和种族主义者心里出现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主流是基督教，在一些政客和“美国至上”的群体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否信奉上帝是判断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然而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这些美国人认定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不道德”。进一步讲，这些美国人自诩为“上帝选民”，是世界当然的主宰。当中国的发展开始有超越美国的势头，这些“上帝的选民”开始惶恐不安，因为“不信教”的中国人的成功严重冲击甚至瓦解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的可控性更为关键，布林肯和耶伦此次访华的积极意义也在于此。

《凤凰大参考》：您认为中美双方如何实现双边关系的“可控性”？

黄靖：从最根本层面来看，中美竞争是一个假象，两国真正比拼的，是哪一方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最严峻的挑战，都来自于国内。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谁先做到这一点，谁就赢得“竞争”的优先级和主动权。美国对华政策三分法中的第一条，“投资”，就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样看来，中美关系要想出现好转，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中美双方都不出现因战略性错误而导致的“垮台”；第二，双方都必须接受“对方的强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三，避免出现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抗。

上述第三条，是管控当今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中美“竞争”不是“新冷战”。必须注意到目前美国极力将中美“竞争”引入“冷战”的战略框架，这是美国正在极力打造的“场景”。

美国今天的霸权，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成功”造就的，一个是彻底打垮了德日法西斯，为此不惜动用原子弹；一个是用“冷战”打垮了苏联。而美国打垮苏联的核心，就是经济力量。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政治）上泾渭分明，军事上形成两个公开对抗的联盟（华沙条约和北约），经济上不相往来，形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在对立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经济体系。这样的“场景”，使得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将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拧成一股绳，最终是依靠经济力量压垮了苏联。

如今，我们绝不能被美国带节奏，被美国拖入这样的“新冷战”的泥沼，这也就是我们反对“脱钩”、坚持开放、不搞对抗、也不接受美国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能将上述三条落到实处，双方可能会在10年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充分认识到，原来我们可以也必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那时候，中美双方就会坐在一起谈。在我看来，最先，也是最可能达成共识的，一定是类似《布雷顿森林协议2.0》的金融协议。因为在一个中美“各美其美”的世界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必定是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主任，文章转自“凤凰网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