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土耳其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52.18%对47.82%的微弱优势，击败由六个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成功连任。

此番胜利对埃尔多安而言实属来之不易。5月14日，土耳其在建国百年之际迎来新一届总统和议会选举，共有三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20多个政党和100多位独立候选人争夺议会600个议席。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埃尔多安虽以49.5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但领先优势并不明显，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以44.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极右翼ATA联盟候选人希南·奥根则获得了5.17%的选票。土耳其宪法规定，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若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将参加第二轮角逐。因此，土耳其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需通过决选确定下任总统的情况，在执掌土政坛20年后，埃尔多安在其“所向披靡”的从政道路上也首次遭遇真正的危机和挑战。本届大选举行前，土国内民调显示埃尔多安及土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支持率持续落后，反对党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正日益成为现实”，西方媒体和智库也纷纷唱衰，认为埃尔多安的“权力之路将走向终结”。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选举虽然已随着埃尔多安的险胜而尘埃落定，但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前土耳其社会的复杂光谱和诸多现实；它也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埃尔多安在竞选中高呼的“土耳其世纪”就此起航。

经济问题迫在眉睫

慢性经济危机是土耳其此次举行“世纪大选”最浓重的背景，经济问题也是当前该国民众的首要关切。

从官方数据看，土耳其经济近年总体保持增长势头。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1.9%，是二十国集团（G20）中除中国外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土经济强劲复苏，其GDP增速达到创纪录的11.4%，甚至超过2002～2012年土“黄金十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巅峰；2022年，土经济增速虽放缓至5.6%，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在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土经济危机和风险的螺旋式上升。首先是本币里拉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飙升。自2018年以来，里拉已贬值近80%，但其下跌趋势仍未见底。货币剧烈贬值造成土进口成本不断抬升，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加重、违约风险升高，外汇储备日渐枯竭，投资者信心低落。同时，土通胀率居高不下，2022年10月一度高达85.5%，为其24年来最差纪录。此后数月，土通胀率虽有所回落，但仍处在不健康高位，且数据好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埃尔多安短期竞选政策的影响，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此外，通胀问题还引爆了一场广泛持久的“生活成本危机”，粮食、能源、药品等价格持续上涨，多数土民众不堪重负，日益滑向贫困深渊，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之情日益积累。

按照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通胀压力增大时国家通常会采取连续加息政策，抬高借贷成本，减缓投资和支出，抑制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埃尔多安对此并不信服，他认为高利率会引发经济衰退，所以坚持降息政策，不惜多次撤换央行行长以维持较低利率，意在扩大信贷，促进生产、投资和出口，提高供给，最终达到打压通胀的目的。但这套被外界称为“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政策效果迄今并不明显，反而加剧了土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

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也成为反对党发起权力挑战的最有力筹码。反对党候选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现政府的“错误政策”，承诺若获足够支持将改弦易辙，带领土“回归正轨”，在最短时间内降低通胀，寻找更多外部投资，这吸引了相当一批“困则思变”的选民。虽然反对党最终败北，但民众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大选结束而消退。经济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埃尔多安在竞选时向民众承诺了建设“土耳其世纪”的光辉前景，然而这种前景需建立在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沦为“画饼”。胜选后，如何尽快遏制通胀、提振经济，是埃尔多安及其新政府需应对的最紧迫挑战。

政治极化持续加深

埃尔多安在总统决选中赢得52.18%的选票，如果仅从得票率上看，这样的成绩或许足以令其欣慰。2014年土举行首次总统直选，埃尔多安以51.79%的支持率摘得桂冠；2017年土从议会制变更为总统制，在2018年举行的大选中，埃尔多安又以52.59%的得票率当选首任实权总统。此次支持率大体与前两次持平。

但看似轻微波动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是民众对候选人的支持更趋集中，社会分裂对立的现象日益严重。2014年的土总统选举埃尔多安优势明显，排名第二的总统候选人是跨党派人士，得票率约为38.56%，库尔德政党推举的候选人则赢得9.76%的选票。2018年的选举共有六名候选人参选，埃尔多安遥遥领先，其他党派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30.64%、8.40%、7.29%、0.89%和0.2%，民意的“主流”和“支流”较为分明。但这次选举，埃尔多安与主要竞争者克勒奇达尔奥卢的差距小于5%，可谓旗鼓相当；而且克勒奇达尔奥卢提出的各项竞选主张几乎是埃尔多安的“镜像”，他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与埃尔多安针锋相对。二者几乎不分轩轾的对决，意味着土民意已没有明显的主流。围绕国家的发展方向与方式等重大问题，土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两方。

二是反对党空前团结，土政治光谱“以埃尔多安划界”，两极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02年正发党通过选举上台以来，土反对党就以“一盘散沙”著称，长期未能对执政集团形成威胁。但此次选举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党联盟“民族联盟”，它囊括了老牌亲西方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脱胎于民族主义团体但秉持亲欧立场的好党、由脱离正发党的前政府高官创建的未来党和民主进步党、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幸福党，以及自由保守派的中右翼政党民主党。此外，该联盟还得到了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非正式支持。上述党派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分歧明显，但在“反对埃尔多安”的大旗下团结了起来，不仅联手争夺议会席位，还共同推举总统候选人。这标志着土耳其左中右的多元政治光谱，正“以埃尔多安划界”重新整合为“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政治极化进程加速。

大选前曾有媒体预测，反对党候选人一旦获胜，需要克服联盟内各党派的政治分歧，以保证政府团结和政策稳定。现在埃尔多安胜出，则将面临一个截然相反但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拆解“反埃尔多安”的政治共识，防止政治极化进一步演变为集团对立与政党恶斗，同时还需弥合民意鸿沟，以确保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

民族主义日渐升温

刚刚结束的选举，对反对党来说是功败垂成后的黯然退场，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来说则是一次险中求胜的艰难考验，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来说则见证着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新一轮升温。

首先，民族主义在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扮演了“造王者”角色。当前，民族主义跨越了政治伊斯兰和世俗主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边界，已然成为土耳其政治中的“普遍存在”。此次选举中，民族主义群体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民族主义政党遍布各个选举联盟，并最终在议会赢得近四分之一席位，为土“史上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新一届议会奠定了基调。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等结盟组成“共和联盟”，据土媒体报道，此次议会选举该联盟占据了600个议席中的325个，确立了执政党联盟继续主导议会的基本格局，为埃尔多安在决选中胜出提供了有利条件。贴着民族主义标签的总统候选人奥根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5.17%的支持率，远超民调预期，他在决选中倒向埃尔多安，成为压倒反对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民族主义推动难民问题成为土重要政治议题。土是国际社会中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境内约有难民400万人，其中逾370万来自邻国叙利亚。土政府最初对难民采取欢迎政策，不仅为其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而且与欧盟达成协议，承诺管控土欧边境，防止难民潮冲击欧洲。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民族主义升温，土社会反难民情绪持续增长，民众指责难民群体挤占经济资源和就业机会、干扰社区秩序和公共安全，并将该问题上升到威胁土人口结构和民族文化的高度，纷纷要求政府遣返难民。反对党也借机发难，攻击政府难民政策的“失败”。难民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并在民族主义的助推下日益成为土社会焦点。总统决选之前，埃尔多安和反对党候选人为争取民族主义群体支持，竞相在难民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加剧了土民众与难民群体间的紧张对立。胜选后，埃尔多安不仅需要兑现承诺，尽快安置、遣返叙利亚难民，回应民族主义选民的期待，更需为难民问题降温，防止反难民情绪进一步发酵为社区暴力和族群冲突。

纵观历史，民族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治中的“强大因子”，甚至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也离不开民族主义的宏大构建。现阶段，土民族主义正迎来新一轮升温，大选恰好成为度量这一趋势的标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浪潮”。但就土耳其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明年土将举行地方选举，各党派为争夺省市一级的行政主导权，很可能会变本加厉地迎合、讨好民族主义选民，而这或将进一步助推该国的民族主义浪潮。

国家身份悄然转换

此次大选，土选民对经济危机、震后重建、人才流失、社会价值观及难民安置等内政问题尤为关注，对外交政策尤其是土与西方关系关注不多。反对党候选人承诺回归“强大的议会制”、向欧盟和美国靠拢，但未能如愿赢得“强劲支持”。土民众对西方议题的冷淡，显示出土耳其的国家身份认同已发生根本变化。曾经引以为傲的“欧洲国家”“西方世界一员”的刻板形象被抛弃，土日益追求“全球国家”和“欧亚大陆枢纽”地位，伊斯兰宗教特征和“非西方”属性凸显。

这首先表现为对西方的疏离。选举中涉西方议题关注度较低只是一个侧面，土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绪更能说明问题。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73%的土耳其受访者对美持负面看法，70%的受访民众不喜欢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盟友国家。2022年上半年，民调公司Metropoll的数据显示，仅37.5%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与美欧建立更密切的关系，65%的受访者不信任北约。西方国家在土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利益的“冲突者”，而不是“朋友”。

表现之二是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被强化。土建国之初，把奥斯曼帝国视为愚昧、落后、屈辱的标志，刻意与其切割。埃尔多安主政以来，不断唤醒所谓“帝国荣光”，强调土耳其与繁荣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和宗教传承，以此佐证土成为世界强国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其主导下，美化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文化作品层出不穷，标志奥斯曼帝国光辉时刻的纪念日成为全国节日，民众对奥斯曼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埃尔多安还在选举前提出，要在2023年庆祝土建国一百周年之后，继续推进“2023～2053年远景目标”建设——2053年正是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600周年，这一愿景现在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节点意义。

表现之三是土耳其宗教身份的回归。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以来，逐步改变了“国父”凯末尔确立的强硬世俗政策，打着“平等、多元”的旗号，引导宗教回归社会生活，得到了保守人士的支持和拥护，并日益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2018年初，一项有关土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的调查显示：约80%的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民族和国家身份中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70%的人认为“穆斯林身份”是成为“土耳其人”的关键条件。这部分群体把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视为利益代言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领导土耳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从而构成埃尔多安牢固的选票基本盘。

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埃尔多安政策引导的结果，反过来又为其连任提供了某种必然性。未来五年，在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领导下，土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还将进一步深化提速。这不仅会决定土耳其的外交轨迹，也将全面影响其国内的制度构建和政策偏好。

“土耳其世纪”在不确定中起航

经济困境、政治极化、民族主义升温和变化的国家身份，是埃尔多安连任后面对的基本现实。对他而言，其中一些固然是挑战，另一些则是可以利用的趋势和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他所宣称将建设的“土耳其世纪”的基础和起点。

“土耳其世纪”是埃尔多安的竞选口号，也是其未来五年的施政纲领。按照埃尔多安的描述，这将是一场“革命”，不仅要实现土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各领域跻身全球前十的宏伟目标，而且要把民主、发展、和平、福祉带给全世界。他提出要制定新宪法，保障法治、多元化、正义、公平和自由，尤其要保障穆斯林的宗教权利；要消除身份政治和两极分化，发展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开拓市场并增加就业；要改善生态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投资教育并把“丰富的历史和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他所描述的前景令土民众振奋，但最终能否成为现实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埃尔多安宣布胜选连任后，土耳其里拉一度跌至历史新低。市场给出的消极信号反应出外界对土经济发展前景信心不足。6月3日，埃尔多安组建新一届内阁，任命具有丰富经济和金融治理经验的希姆谢克担任财政部长，任命务实且具有商业背景的耶尔马兹为副总统，安排温和的职业官僚耶尔利卡亚取代“硬汉”索伊卢执掌内政部。这些新变化又让外界燃起了微弱的信心，期待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走向“更理性的轨道”。

正是在外界这种忧虑与期望交织的注视之下，埃尔多安带领着“土耳其世纪”这艘大船摇摆起航。鉴于土目前在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土耳其世纪”未来的航向不仅关系到其国内8500多万民众的利益和命运，还将给剧烈变化中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增加更多变数，带来深远影响。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