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教派因素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反映到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一种言必称教派矛盾的倾向，这种有着深刻政治意蕴的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媒体最为严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媒体和学术研究中也出现这种倾向，并有日益放大之势，教派矛盾似乎构成了解读中东问题的不二法则，这种倾向突出表现在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当前也门问题的认知和解读上。在笔者看来，这种倾向在学理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较大问题，甚至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传。

首先，唯教派矛盾论在学理层面存在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认识缺陷，不利于认识教派矛盾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源。

当前，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识多存在简单化之嫌，似乎中东国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冲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在长期的历史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多数情况下都能和谐共处，而当前教派矛盾的凸显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

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言，从外部因素来看，教派矛盾多与西方殖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遗产有关。1916年英法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无视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等人文地理，把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划分到不同国家，并根据教派结构进行政治分权，导致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的族群和教派结构异常复杂。而英法在委任统治时期“分而治之”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固化了教派权力格局。从内部因素看，教派矛盾的累积与中东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社会文化政策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即便如此，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同教派大多能和平共处，倡导教派和谐的人士在两大教派中均大有人在。因此，教派矛盾只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表象，而不是本质，切不可本末倒置。

其次，教派矛盾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部分中东地区国家极力建构的政治话语体系，是服务于其政策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推行“输出革命”的战略，促使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开始注重从教派关系的角度塑造地区格局。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沙特、约旦等国家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而美国也不断把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的矛盾归结为教派矛盾。有清醒的美国学者曾指出：“近来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这一战略。”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沙特等地区国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不断放大伊朗什叶派的地区影响。例如沙特不断强调伊朗支持叙利亚、巴林和也门的什叶派。但迄今尚无伊朗支持巴林和也门什叶派的直接证据，而伊朗和叙利亚结盟也并非基于宗教和教派因素，因为二者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极大差异，伊朗是坚持伊斯兰主义的什叶派掌权，而叙利亚政权尽管是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执政，但其意识形态是复兴党的世俗民族主义。一些中国学者和媒体如果一味强调教派矛盾，会不自觉地滑向西方和中东国家建构的教派话语体系，进而导致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误判。

最后，过分强调教派矛盾和冲突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传。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3次行使否决权，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在国内甚至也有舆论将中俄划入支持什叶派的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中国的政策并未从教派出发，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主张政治解决作为政策立足点。但如果中国的一些舆论过分强调教派矛盾，无疑会让外界对中国的中东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

因此，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舆论界，都要在研究层面做到历史、客观，在舆论宣传层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