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时提出了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由于去年美国政府的游说反对，韩国、澳大利亚等重要的亚太国家没有成为2014年10月亚投行的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奥巴马政府似乎将亚投行的创建视为中国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强调该机构的性质模糊不清、标准不明。但是，中国政府力推的亚投行计划在今年3月份似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英国宣布申请成为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纷纷改变态度、申请加入。到目前为止，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没有提出申请。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情显然进一步刺激了其他许多国家，俄罗斯、巴西、瑞典、韩国和澳大利亚等都赶在3月31号之前宣布加入。一时间，似乎美国都被自己的盟友所抛弃了。“有时候，我们会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卡梅伦就英国决定成为亚投行成员一事时解释说，“我们认为，这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许多媒体、舆论对此事的评价也是少有的一致，即围绕着亚投行的竞争，美国没有能阻止它的盟友加入这一机构，因此美国输了，中国赢了。

这种对于美国和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竞争态势的判断不仅是成问题的，也是有害的。说它是成问题的有许多理由。美国方面的确没有能阻止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加入这一机构，但可能这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策本身就错了。英国作为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又希望从蓬勃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利，因此加入亚投行本身具有相当的商业价值。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件相当有利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不加入呢？类似的，德国希望对亚洲出口更多的工业品，澳大利亚希望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进口它的铁矿石。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这些国家不可能不动心。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并不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它可能对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构成挑战的话，亚投行都还没有正式开张运营，各项规则都在谈判之中，谈何挑战？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将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事实上，在中国主动表示不拥有否决权的前提下，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那么亚投行内部的治理就更加多元化。如果一定要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欧洲发达国家的加入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

至于说亚投行的成立促进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中国又在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权中打了一个胜仗的说法恐怕也经不起考验。加入亚投行并不意味着参与国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取向。就如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所指出的，英国加入亚投行之前与美国方面进行了协商，这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对于前不久召开的博鳌论坛，一些观察家认为，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领导人以及东盟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政府首脑没有出席，而是出现了基本同期但并不完全重合的李光耀葬礼上。“在国际关系博弈正进入敏感的时刻，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几乎集体缺席了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意在避免外界得出印象，它们抛弃了美国，投入了中国的怀抱。”而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俄罗斯和巴西是迟至3月末才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感兴趣的是自己所力推的欧亚联盟；至于巴西，有报道称中国刚刚向巴西石油注资35亿美元“为亚投行热身”。很显然，英国等西方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所看重的就是商业利益，而绝不是在有关国际秩序规则以及领导权的方面重新“选边站”。即便是韩国、印度这样的周边国家，它们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也不会因亚投行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此，奥巴马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在亚投行的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反对态度——愚蠢的政策最终带来的是尴尬的结局。十分令人不解的是，面对着咄咄逼人、在乌克兰危机中真正挑战欧洲领土秩序的俄罗斯，奥巴马表现的十分软弱，而他却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原因或许在于，奥巴马一直以来都是把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作为更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把所谓的“亚太再平衡”作为他主要的外交遗产之一——另一个或许是在美国和美国的中东盟友间都引起激烈反弹的与伊朗的和解。奥巴马自认为他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因此对于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政策、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过度敏感了。事实上，从目前来看，无论中国愿不愿意，亚投行都最好定位为一种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国际秩序政策。而亚投行的成立，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美国企业可以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么，奥巴马当局明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积极支持英国等盟友国家的参与，美国政府也积极参与，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真正高标准和高效率兼具的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规避和减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各种金融风险，在蓬勃健康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为本国企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遇。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