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沙特推动公共投资基金进行职能转变，目的是使沙特的“钱袋子”升级为“2030愿景”的投资“发动机”，让其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但这种依赖投资的新型食利模式并不如能源获利稳定，更加没有摆脱传统的食利经济思维，难以推动沙特的实体经济发展。这种新食利模式能否成功，尚待检验。总之，沙特的经济转型仍路途漫漫、充满挑战。

我们正在步入后疫情时代，大概率会发现本国货币危机，这需要世界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必会通过多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而其他经济体则应坚决推进互惠互利的金融市场开放、做实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特别是数字金融下的贸易结算工具使用，便利化跨境资金结算，用经济全球化最终打破美元霸权。

虽然美国和欧盟在声明中标榜“是盟友和伙伴，作为民主、市场经济体，双方拥有相似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双方在经济利益面前仍有巨大分歧。同时，美国在四大领域的政策严重扭曲国际市场。但价值链的重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以坚定的对外开放的心态，摒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才能有助于全球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拜登上任后相继提出一系列经济计划，这是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但与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投资不同，拜登“大开支”计划中并没有将大量资金投向振兴实体经济或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拜登提出在10年内投入1.8万亿美元的“家庭”计划即使落实也难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医保等福利需求。真正能落实的是2022财年为防务和国家安全总计拨款7530亿美元，但白宫与其耗巨资遏制俄罗斯和中国，不如更有效地抗疫。有评论认为，拜登的刺激计划是一场豪赌。如果成功，美国将避开日本和欧洲陷入低通胀、低利率陷阱，但风险在于，美国将面临债务和通胀不断增长的问题，央行信誉面临考验。

拜登经济政策四大调整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财政政策变化，拜登政府采取加税政策。而且这一过程又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在G20框架下推行的数字税和最低国际税率相互交错。第二，货币政策的变化。第三，应密切关注TTIP谈判。该谈判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数据的跨境流动和数据安全隐私的保护。如果欧美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所产生世界性影响。第四，“碳达峰”非常重要，若此谈判一旦成立，下一步如何平衡减碳和发展就变得十分关键。

2020年在世界经济大幅下跌，全球贸易合作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逆势增长，对外贸易也实现增长，进出口总额创迄今为止最高纪录。同时，2020年全球对中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达4%，中国超过了迄今为止引进外资最多的美国，成为全球流入外资最多的国家。虽然今后中国接受的海外直接投资按流量统计，个别年份还会超过美国。但按存量统计，美国仍将大幅超过中国，且相互差距很难缩小。因为，中国至今尚未解决好的问题还较多，这必需加速解决。

由于拜登政府在国内增税，为防止美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国外，美国支持经合组织的全球最低税方案（支柱二）。但要让OECD在此问题上顺应美国，美必须在支柱一（数字税）问题上让步。为此，美国提出一个新思路，即支柱一不仅适用于数字化大公司，而应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大企业。不少欧洲、中国公司也要被纳入其中。对此，很多国家在观望，甚至不满。就全球最低税问题，OECD左右为难，现在正是考验国际社会团结和智慧的时候。

拜登政府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加税获取。其中，前者是对跨国公司增税，后者则是对富人增税。目前鉴于民主党在国会仅有微弱优势，所以最终的税改方案还会发生大变化，但即便方案出现调整，也势必会对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首先，美国政府对待制造业态度的变化，会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动荡期。其次，全球通胀预期会迅速攀升。

鉴于短期特殊供需关系、流动性和投资炒作，是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因。消费品与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关性已经很弱，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且由于经济活动仍处于恢复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快速传导至消费端。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有限，全年物价水平总体可控。

2021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改善，但结构、区域、阶层和市场分化严重，突出表现为供给端复苏快于需求端、美国快于欧日、亚太快于非洲拉美、金融快于实体。展望二季度，全球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加快，但分化与波动仍将持续。特别是在后疫情阶段，须重点关注美国通胀超预期和货币政策紧缩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