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2024年5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得者名单，表彰她们在生命和环境科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报说，2024年度5名获奖者是由独立的国际评委会从全球350名候选人中选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

颜宁200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施一公教授。2007年10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膜蛋白结构生物学博士后训练之后，年仅30岁颜宁被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成为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7年5月，颜宁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颜宁解释说：“我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故步自封而不自知；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对于颜宁教授赴美任教，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颜宁赴美任教，是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也将有助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校方对此保持开放、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几年间，颜宁教授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5月14日发布的公报说，颜宁发现多种介导离子和糖跨细胞膜运输的膜蛋白原子结构，揭示了跨膜转运的原理。她的卓越研究推进癫痫和心律失常等多种疾病的相关研究，并指导了疼痛综合症的治疗。颜宁教授激励着全球女性科学家，她还大力倡导科学研究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颜宁认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介绍当今中国的机会，也是民间交流的一部分，有助于消除误解与偏见。

组织或支持我国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学者到海外名牌大学留学或参与研究创新，这是我国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提高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途径之一。

中国留学生多数回国贡献

中国近代史首次官派留学潮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联名上奏清政府：“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相继选派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留学计划长达15年。多数留美幼童家庭贫困，临行前需要家长签字画押。詹天佑的父亲曾在保证书上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由于清政府唯恐这些幼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儒学孔教失去兴趣，1881年夏，清政府将多数留美学生撤回。据统计，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有18人留在美国加上先期遣返者共26人，94名留美学生由在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回国的容闳率领回国，其中多数人逐渐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显示各自才能，其中包括主导建设京张铁路、被誉为“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唐国安和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是，有8位留美学生回国后在各种反侵略战争中献出了宝贵且年轻的生命。

1900年8月14日西方八国侵华联军19000多人（其中：日本8000人，美国2500人）侵入北京，这是继1860年英法侵华联军侵占北京后，北京又一次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西方列强提出中国“赔款”数目最后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40年内分年付清，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白银以上。这个数目相当于十二年的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国内传教士和学者有关“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8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中国赔款额由32939055美元改为13655492.69美元，年息四厘，余额从1909年起“退还”中国。清政府保证退款用于派员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从1909年起，头4年中国每年选派留学生赴美，人数不少于100名，第五年起每年选派50名，直到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这促成了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第二次风潮。

史料记载，“庚款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以1908年8月的选拔为例，本有630人准备赴美留学，但经过初试和复试之后，只选拔了包括梅贻琦（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在内的47人。两年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成立。在“学习科技，实业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庚款”留美学生多数选择学习理工农医以及工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者或骨干力量，如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等。

清末留日学生缘何大幅增加？从1897年到1899年，担任日本特命全权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1898年四五月间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他认为，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官民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粗略统计，从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留学，寻求现代教育。”与区区120人且出身平常甚至低微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学生集结了中国精英家族的大半子女”。但是，“游学日本的经历并未让广大留学生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先锋队，反而培养出了他们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忠君的顺民转变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些人中亲日分子固然有，但更多人则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本质，他们留日回国后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1924年9月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在宾大，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下了十个优、十个良。”在宾大，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边系统学习西方建筑体系，一边下决心投身中国建筑的研究。从1931年起的15年间，他们与“营造学社”同仁到15个省200个县市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性学术专著《中国建筑史》。1946年梁思成在其主要学术成果《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中写下：“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科学家们对中国科技、教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过，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一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据美国“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介绍，钱学森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卡门举荐钱学森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后，突破重重险阻，自1955年回到祖国后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受核辐射身患癌症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临终之际仍牵挂着中国和国际科技：“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两弹一星”功臣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20年。有人曾这样对他说：“你如果不回国，成就会更大。”程开甲回答：“我不回国，可能会在技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1949年到1977年，国家公派留学生1万多人次，在外国大学或研究机构学习我国所需专业技术和知识。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者或骨干力量。截至2008年，我国77%的高校校长、84%的中科院院士、75%的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科学研究基地主任等都有留学经历。从改革开放到2018年，遍布百余国家和地区的80%以上即365.1万中国留学生已回国创业发展。

留在外国甚至加入所在国籍的华人科学家们继续关注和帮助故土家乡的科技和发展。杨振宁出生于1921年9月22日，1942年在西南联大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45年底获得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4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因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奖，这事件引起了世界人民的瞩目，世界各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项成就。到2024年，被誉为当今杰出理论物理学家的百岁老人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仍在关注中国教育和科技发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戈英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说：“这位青年学者的辉煌成就，证明人类高度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1979年5月，李政道在北京科学会堂为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讲授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在7周期间，天天座无虚席。在外国，李政道每年平均授课约为28-30个小时，他在北京用两个月讲完几年的课程。1981年12月，李政道将其父亲李骏康先生的骨灰由海外送回祖国安葬，借此机会，李政道向同行们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尚未发表的研究新成果。著名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也多次回家乡访问、讲学。

吴健雄是世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吴健雄组成一个实验小组，实验中得到与过去的假设完全相反的事实：在弱相互作用下，并没有发现宇称守恒的现象，实验结果表明宇称不守恒定律。1958年，吴健雄与李政道和杨振宁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荣誉博士学位。吴健雄虽然加入美国国籍，但她仍被誉称“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多次回家乡探亲和讲学，她被聘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于1992年在东南大学建立了吴健雄实验室。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吴健雄每年都要招收几名中国留学生，她特别关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每年招收博士生资格考试第一名是不是中国学生。吴健雄于1997年2月16日在纽约家中逝世，享年85岁。同年4月6日，吴健雄的骨灰被送回到她的母校江苏太仓明德中学安葬。

2024年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十周年。十年来，上海已集聚超过80家“国字头”的高端科研平台、超过2.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战略科技力量梯度展开。由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领衔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在截至5月下旬短短3个月里就有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位顶尖科学家入驻。研究院副院长胡森说，通过薪酬、评价等体制改革，兼具大学“最先一公里”的前瞻和市场“最后一公里”的灵活转化，吸引他们面向基础学科、人工智能等领域，全力以赴攻克数学“皇冠”。

中国百余年留学史的启示

百余年来，几百万中国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在很多国家学习、研究开发和进行科技文化交流，为国内、所在国家乃至全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但是，从美国限制中国人才入境甚至驱逐中国专家学者，我们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和启示。

一、要有名牌大学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22年10月12日公布2023年度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99所大学上榜排名显示，跻身前100名的中国内地高校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其中，清华大学位列第16、北京大学位列第17。全球多数优秀学生在这些名牌大学学习深造。

“名师出高徒”、“高徒成人才”。名牌大学的优势是从全国乃至全球聘请名牌老师和从全国乃至全球招收德才兼优的学生，培育各个领域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的优势。”除北京、上海名牌大学较多外，多数省区市应办好一所名牌大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培养成千上万位颜宁那样年轻的教授、那样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和那样年轻的世界杰出科学家。黄大年大学毕业时在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郑重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留学归国后，这位战略科学家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带领团队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锁，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黄大年的生命却定格在58岁。我们要培养成千上万位像黄大年那样无私奉献、敢于攀登科学高峰、全力振兴中华的科学家。中国科技大学的“80后”教授陆朝阳始终心怀一个信念：让中国人站上量子科学之巅。陆朝阳的手机里一直存着老师潘建伟的一条短信：“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中华民族做贡献。”28岁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陆朝阳立即回国投身量子领域前沿研究。“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让陆朝阳对深入科研“无人区”有了更大信心。2020年12月4日，他担当主力的团队成功研发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居于全球领先位置。从“量子号”卫星，到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干线，再到量子计算实现“量子优越性”。英国《自然》杂志评价，中国在量子领域“从10年前不起眼的国家发展为现在的世界劲旅”。要培养成千上万个像陆朝阳率领团队取得科技突破的科研团队。

让群英汇集成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研发创新大军，把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富强。

二、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一段期间，曾寄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但是，让出市场并未换来多少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无国界”，主要是通用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关键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花钱也买不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大力加强了科技自主自立研发和创新。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太空到深海，从大装置到小芯片……一代代科技工作者，谱写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就和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区域和专业研究室和实验室；大幅度增加研发投资和加强基础研究。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纲要印发5年来，粤港澳三地科技合作日渐深化，数据、资金、人才等科技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加，也见证了科技“原始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过去一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业快乐，体会到了梦想成真的成就感。”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去教职一年多以来，颜宁在深圳筹建的深圳医学科学院（SMART），已从毛坯房变成现代化实验室，数十位来自神经与精神类疾病、传染病、神经生物学等医学领域的优秀人才独当一面……“在SMART所在的光明区，深圳正举全市之力推进光明科学城建设，重点聚焦信息、生命、新材料三个学科领域。目前，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在这里平稳运作，超20个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滚动推进，来自粤港澳三地的20多支院士团队、超过5400名科研人才不断跑出创新‘加速度’。”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拥有7.5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出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格力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二。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依据各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打分排序，2021年在132个经济体中我国创新力已升至第12位。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将为按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而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广聚天下英才

我国唐宋盛世时期（7-12世纪），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所有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我国四大发明除造纸外，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应用起来的。马克思曾生动描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迄今，美国中小学课本里还在介绍中国的“五大发明”（“四大发明”加茶叶）。

我国唐朝（7-9世纪）曾是亚洲甚至全球科学文化交流中心，长安（今西安）曾是亚洲各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城市。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共有8000多学生在长安学习，并将中国科学文化和典章制度带回本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演进，科学发现、颠覆性技术将有新的重大突破，高新科技、高端人才争夺更加激烈。拜登政府构筑“小院高墙”旨在保护关键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继续主导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维护全球霸权地位和继续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企图遏制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而与其竞争。我们立足国内，要继续“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贡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与此同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引进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广聚天下英才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世界现代化，为建设绿色和谐繁荣的“地球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