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周边领土主权争端持续升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实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新挑战；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重新成为大国对峙前沿；西亚北非极端恐暴势力崛起牵动地区格局；西方重振势头增强，发展中国家崛起趋缓，世界经济双增长格局更趋明朗，以变革求发展的潮流更加强劲。国际形势中这五方面的重要动向交互作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将给中国维护发展所需的战略机遇期带来新的挑战。

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因“民主化”，使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个世纪，人类最严峻的政治挑战，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人们更多地谈论政治治理问题，但从地缘政治看，问题远远超出了治理问题。因为治理问题只是国内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而地缘政治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西方式民主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担忧。

打击伊斯兰国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坚持原则的问题。首先要坚持国际法的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尊重国际法，尊重有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防止出现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行干涉各国主权和内政之实。同时，也要坚持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时的原则，一方面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确处理反恐与反霸的关系，是中国处理国际联合打击IS问题的关键。

美国再平衡战略具有不平衡性，对此中国首先应保持战略自信；同时，还要保持战略定力，正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现实。中国不要幻想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去，美国也不能奢望将中国压下去，而应该学会和平共处。中国应对TPP，首先要加快推动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经贸合作的进程，不断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其次，巩固中国与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最后密切跟踪和研究TPP谈判的议题与进程，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参与TPP谈判。

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是对国际体系的一种挑战。新兴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从传统意义而言，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其经济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增长，其增长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等。同时，新兴经济体还有建立一个更好、更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美好愿景。非洲经济的持续发展明显受益于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尤其是与金砖五国的合作。金砖国家的形成无疑是对现存秩序的一个重大改变，金砖国家论坛和金砖银行的成立，使金砖国家从一种投资引导和论坛平台演变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从而成为一个可以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进行对话、合作与协调的组织。

在乌克兰问题上美俄互不妥协，之前建立的信任，已荡然无存。两国现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关系，如同冷战时期。今后还需若干年乌克兰才能稳定下来。俄罗斯对这个国家的政策将会有变化，但目标不会变：乌克兰在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间保持中立。另外，危机使前苏联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国际政治取向需过一段时间才能最终确定。最后，美俄对抗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因为美俄对抗会使美中俄三角关系变得高度不均衡，其中中国将起主要作用。

美国过去很多年都是世界头号贸易国，然而，随着中美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美国将全球贸易头把交椅让给中国。另外尽管中美军事实力有极大差距，但随着美中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以及中国军队改革和军事现代化成功实现，中国可能会具备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军事能力。此外，世界各个地区和中国不断加深的经贸联系，也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增加同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因此，美国“重返”战略能否奏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对外经贸战略的成败。

东亚一体化的复杂性，在于它的三个层次和三个层次间的关系。第一层次，东亚地区国内问题的处理和社会道路、社会制度的选择，都应是那里人民自己的事情。第二层次，东亚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民族无论人数多少，彼此都应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第三层次，东亚地区各国同区外世界发生联系，也应立足于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的基础。

战后东亚地区秩序被动地适应美国全球战略，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中国重新成为地区内部的中心力量。中美两国关系的互动使东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不断变化。总体上看，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传统权力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