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一一直是东亚安全研究的热点问题。东亚安全困境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战争与和平、地区内的权力分布，以及地区组织制度如何调整权力平衡和联盟结构。安全问题经常聚焦于一些独立变量的变化和特定的安全威胁，囊括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尤其是随着目前中国和平崛起持续并走向深入，东亚安全困境出现了新情况，面临新问题。可以这样说，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面临重大的挑战和考验。中国目前身处东亚安全困境的漩涡，观察和思考日益紧迫的安全困境，对中国建设周边外交，保持和平崛起态势以及东亚安全大局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当前东亚安全困境的图景与特点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来说，任何两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都不是对等的。因此，国家之间自然就存在不安全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式状态”。安全困境的基本逻辑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了在安全上避免受到攻击，国家被驱使去获得更大的权力来避免其他国家权力的影响。这样，反过来会使其他国家变的不安全，其他国家被迫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此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提出了安全困境的六个特征：①最终的来源是恐惧，这又来源于人性本恶；②不能确定他人的意图；③最初不是故意的；④导致悲剧的结果；⑤会被心理因素夸大；⑥它是所有人类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因。在安全困境中，尽管无政府状态不变，但是在合作与竞争的手段、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前景以及战争的可能性等方面存在重要的变化。安全困境的量级和性质，还依赖于两个重要变量：“进攻一防御的平衡”与“进攻一防御的区分”。根据引起原因的不同，可以把安全困境划分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和“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前者一般称为传统安全困境，基本定义是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意伤害对方，它们只是主观上以为他国正在以本国的安全为代价而加强安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在后一种安全困境中，按照史奈德的定义是，两国中的一国将自己的安全界定为明确要求另一国处于不安全状态，两国间的不相容性是真实存在的。

东亚新领导人上台之后，东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变革和发展机遇，但随之安全风险增多。东亚安全困境由原来的基本稳定期逐渐进入活跃的摩擦期。具体体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做法，诸如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新舰艇入役、联合军演等，引起东亚相关国家的怀疑和指责。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提出“重返亚太”，推行针对中国的战略再平衡，在2020年之前把60％的最先进的军事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基于朝鲜核问题愈演愈烈和南海问题升级，朝鲜半岛和南海相关国家都加紧提升军事硬实力。日本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右翼势力抬头倾向明显。安倍认为，日本目前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快速的老龄化，另一个是老年市民不允许政治家针对老龄化做任何事情。日本的领导人必须少关心老年投票者的想法，多关注年轻的家庭。而日本的年轻人在历史的认识上一直令人不安。于是，基于执政需求和右翼势力、民族主义抬头，安倍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公然挑战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道义和被侵略国的民族感情，又以“中国威胁论”和钓鱼岛争端为借口，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大力扩充军备。一时间，东亚地区风云大变，战略疑虑、军事演习和军备竞赛突增，安全困境进一步升级。目前，中日、美朝、日朝、韩朝、韩日、日俄之间依旧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但是近期又以中日之间最严重。中日之间似乎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来全力应对对方的挑战。总体来看，目前东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发生了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已经由“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向“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转移和加重，主要体现在由美国在东亚维护霸权体系稳定转变为目前日本成为东亚安全困境升级的麻烦制造者；二是进攻一防御趋向平衡和进攻一防御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实力上趋向平衡，同时日本自卫队的使命有从防御性向进攻型演变的明显迹象，这都大大加剧了冲突的风险。

面对以上东亚安全困境的新景象，作者认为还有必要把握，或者不得不去思考东亚安全困境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分析东亚安全困境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东亚安全困境相关国家有不同的“安全问题”。日本的不安全感不全是来自别国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大部分来自军事安全以外的因素，这就是日本独有的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日本人的“噩梦”来源于沉没，日本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丸”指的是船，天然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使日本人的脑海中总有一种“日本沉没”的阴影。美国的安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强加的，美国的安全问题是一种夸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奉行一种霸权主义的遏制战略，追求绝对安全空间，把任何一个国家都当成对手或潜在的对手。中国的安全威胁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被外界强加的安全困境。建国6O多年来，中国周边一直有威胁自己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是一种正面的、赤裸裸的威胁，因此，面对对手越来越厉害的矛，中国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盾，到逐渐发展越来越强大的矛和盾。这集中体现了安全困境中的“倒逼机制”。其次，东亚安全困境主要体现为一种多方相互作用的、不同层级的安全困境，而不仅仅局限于两方之间。东亚安全问题大都是在多方博弈之间展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典型。目前日本还不是正常国家的一方，而是被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上主导的一方。因此美日面临的安全困境有连带性。据资料显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美国驻军总数约为7．4万人，兵力主要驻扎在日本和韩国，人数分别为3．3万和2．9万。美国在亚洲充当安全保护伞已经超过6O年，这项政策对美国来说有明显的利益，但是也会使同盟伙伴忘记均势政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随着美国的收缩，这些同盟伙伴在多方博弈时可能会一时手足无措。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采取平衡政策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的实力，还在于这些国家认为的中国威胁的水平如何。不仅仅在于中国的GDP、国防开支等，更在于地理、进攻性军事能力、意图。更具体一点，与中国更近的国家比离中国远的国家更加担心，比如接壤的越南，但是隔海相望的印尼的担心就小一些。除此之外，东亚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于国家内在的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共存和竞争，形成碎片化。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都在东亚，其中又以中国为突出。在全球化在东亚地区势如破竹时，东亚地区却依然存在冷战的思维和阴影。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还在继续，美朝意识形态对抗的闹剧还频频上演。在东亚地区，存在威权体制、民主体制与转型体制，这三种政治制度在进行着持续博弈。基于西方宣扬的“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把非民主政权当成自身的一种威胁，而且认为这种威胁是长久的，是根源上的，非民主就不能保证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于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等保持高度戒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这才是对地区安全的真正威胁。

二、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影响东亚安全困境的主要因素

通过分析目前的东亚安全形势，从全球战略和地区实践层面出发，可以概括出影响东亚安全困境的四个主要因素：

第一，中美日之间基于实力变化之上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是影响东亚安全的最根本内在原因。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国家整体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中国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经济上取美而代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日经济一直疲软，前途不明，美国的量化宽松和安倍经济学似乎收效甚微，反而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从整体来看，目前是国际体系或格局转换的关键时期，国家实力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的权力正在太平洋的一条线上(中美日)发生急剧的嬗变，权力转移决定了中美日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必然的。历史上“老大”与“老二”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会站在“老大”一边，去打压“老二”，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屡屡上演。对美国而言，中国现在正在发展一种更加强势的海洋政策。但是如果中国的邻居把其看作一场军备竞赛，就大错特错了。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政策，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强势并不针对任何目标。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战略转移，就是努力进军海洋，掌握相应的海权，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基于国情的行动和进步。中日之间在科技和商业领域展开了日益增长的广泛合作，也认为亚太事务应该由地区内国家讨论和解决。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近卫笃磨(Konoe Atsumaro)在1898年提出“亚洲地区主义”：只有亚洲人才有权利解决亚洲的问题。中国前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也讲到，亚太的事务应该由地区内国家讨论和解决。在2014年上海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但是，这没有降低中日双边政治安全紧张关系的严重程度。对日本而言，目前脱美入亚几乎没有可能，相反，当下又依仗美国挑衅中国，宣扬所谓制衡中国的“积极和平主义”。

第二，美日同盟关系的巩固或疏远。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美国在军事方面加强了与日本的融合与合作。美国希望日本在同盟关系中承担更大的义务，让日本在对付中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现就是美国在军事上更加武装日本，在体制机制上让日本更加自由灵活，包括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组建国防军，解禁武器出口禁令等。曾经有人预测，日本将会扮演一个“坏角色”，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可能会闹僵。但是日本的角色不可或缺，日本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公共产品：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遏制和演化中国；发展地区主义。这有利于美国对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管理。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会给日本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这其实体现了美国在东亚总体战略的一个转变，就是由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到遏制苏联，再到目前转向遏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自主性、自由度和正常化水平逐渐提高。但是，美国不能让日本越俎代庖，历史的教训也在时刻提醒美国。日本不能扮演英国在美国霸权中的角色，日本不是远东的英国。日本追随美国的反恐战争目的是为了政治目的，即军队的合法化，同时以反恐为借口，在军事上应对中国和朝鲜。日本正在变成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美国的盟友，于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可能会被削弱，美国对日本扮演的这种角色并不满意。因此，管控与放松似乎形成了一种矛盾。美国如果一味对日本松绑和绥靖，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恶果，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美国虽然给了日本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安全上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左右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该明智地意识到不要火中取栗，替美国强出头。

第三，东亚稳定的基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途。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东亚稳定的基石。密集和扩展的传统威慑和核威慑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稳定器。东亚未来的前途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向何方。因此，中国提出，中国与美国必须在未来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以超越历史经验和零和博弈。从更广阔和长远的角度看，现在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面临人类和平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它关乎人类共同的命运和福祉，这个课题和挑战就是国际权力的如何转换与新型大国关系。为了中美关系更好的向前发展，双方要更加重视实质内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好方式是卷起袖子，开始工作(roll up their sleeves and get to work)，就是实干。美国必须对东亚地区的关系进行创新，必须提高其在具体事务中的合法性和承诺的可信度。美国不想刺激中国，也离不开中国，并且希望中国在管理地区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台湾问题上，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也曾做出承诺，它愿意推迟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台湾不正式宣布独立，毛泽东说中国可以等上100年。领导人的偏好和看问题的角度将会对各自国家对中美的态度和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中美而言，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才是唯一正确、有所作为的道路。目前在东亚安全和防务合作上，必须注意并着力解决的是：中国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担忧甚至敌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途将直接影响这些问题的走向，因此中国必须要紧紧抓住和抓好中美关系这条主线。

第四，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比较复杂，不仅仅是朝鲜核问题，更是因为半岛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因此，基于无法预知的结果，各方基本上都希望半岛能够保持基本稳定。作者认为，虽然暗流涌动，但是目前这种总体的对峙稳定局面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下去，半岛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遥不可期。这主要基于：朝鲜现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自身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外界更无法直接干预。加上最近朝鲜修改主体思想《十大原则》，确立的金氏政权的世袭体制，加上一系列人事调整，金正恩的地位得到重大巩固。韩国朴槿惠政府对朝鲜推行中性温和政策，缓和关系，同时韩国的中心在国内经济的重振和国民幸福的建设，因此南北双方激进冒险政策不会贸然施行。南北和解在目前也基本不具备条件。总之，需要观察各方下一步行动，提前备好各种预案。

三、东亚安全困境的未来出路

从容应对目前东亚安全困境的升级，保证和延续东亚总体的安全稳定环境，是中国的决策者必须从战略上统筹分析和努力实现的。只有在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找出东亚安全困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才能结合理论、联系现实，为东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应对进行一些积极的思考。作者认为，东亚安全困境的未来出路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是，安全困境逐渐升级，最终爆发冲突和战争。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安全困境”无法解决，在安全困境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制度和合作而只能通过主动进攻和扩张权力乃至通过建立区域霸权来争取本国的安全。在东亚地区，当前有几对关系是非常难处理的。一是中美关系，这是崛起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关系；二是美日关系，在政治军事安全这样的高级政治上，日本还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的不正常状态，即使美日同盟内部也存在激烈的博弈，美日关系的强化与削弱，甚至脱钩，都是存在危险的，减少一种关系的危险就增加了另一种关系的危险。三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在政治和安全上是一种主动与被动式的竞争与敌视关系。“主动”说的是，日本从内心里不认为中国比日本强大，对中国存在一种不了解和蔑视的心理。“被动”说的是，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挑拨导致中日有时不得不视对方为对手。从这三对关系来看，都是在竞争与敌对之间徘徊。进一步来讲，虽然各方发生冲突的意愿基本没有，或是并不强烈，而且基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东亚地区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虽然还不是一种传统的安全共同体，但这在世界上和历史上都是比较特殊和罕见的，从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牢牢的制约关系。但是，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东亚地区这个狭小的区域内，能否共存世界几大核心力量，包括中美日。中国领导人提出，太平洋足够广阔，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但是有外国学者认为，“随着实力的转换，对以现实主义思考问题的中国来说，没有内化吸收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在安全困境之下的合作问题。最近的作为显示中国的行动正在打破太平洋地区长期坚守的规范”。这样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安全困境缓解，地区秩序得到有序管控。冲突虽然不能消灭，但是可以缓解。在这里，不妨联想到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即一项政策会使双方的收益都增加，双方都获得了绝对收益，这是经济上互利共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在安全这样的高级政治上能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安全困境就能够得到有序管控。安全得到管控，即实现安全上的帕累托改进，关键在于相关体制制度的保障。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之下合作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建构主义认为行动者的实践互动造就了不同的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因而行动者之间可能出现安全困境，也可以构成安全共同体。目前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但是超越安全困境，实现帕累托改进，关键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内实现多元合作协调安全。以多边安全机制取代区域内的双边军事同盟，才能使东亚获得持久的安全保障，因为同盟内部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宿命。在冷战以后，美日同盟发挥了两个独特的功能，一个是地区稳定，另一个是共享全球战略目标。尽管美日同盟的巩固有利于双边和地区稳定，但是是否有利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共享值得怀疑，而且最紧要的是对东亚旧的冷战东西的继续加剧了安全困境，加上它的遏制功能，将会使未来的东亚地区在战略上更加不稳定。在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安全已经对安全困境的管控发挥了作用。目前，东亚地区的防务外交趋向制度化与机制化，上合组织、东盟“10+3”、亚信峰会等提供了对话的良好平台，每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提供了一个范例。在朝鲜半岛上，基于朝鲜核试验，美国与朝鲜等陷入了安全困境，但是这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各方的磋商而不会对地区稳定构成大的威胁。中国加强了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与美国的立场相比，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接近，韩国的战略预想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韩国在安全上不可能全部依靠美国。对韩国来说，一个现实的选择是就像是在前现代社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地区安全保证者，同时积极协调各方立场。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中国的周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奉行均势政治。

三是，各方各退一步，在良性竞争中自然发展下去。这在未来可能表现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日本走向正常化，美国依然维持一个超级大国地位，但是已经是一个收敛的，不再能够施行霸权的超级大国。有人预测，到2050年，世界政治的中心将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共同体将会形成。这需要各国的决策者顺应历史潮流，具有战略眼光，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能否达成妥协。对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看，美国的对策主要有三种：一是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但是施压具有高昂的成本，效果不确定，还容易遭到对方的报复，随着中国的继续壮大，这种施压的成本继续加大。二是与中国主动和解。这意味着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愿意与中国进行重新的战略调整和利益分配。但是这对美国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有点“不打就认输”的感觉，美国采取这种策略的可能性较小。三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应该说目前美国似乎在采取这种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容易把握主动性，风险和成本都比较少。这种美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东亚未来更多可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良性竞争之后的正常权力转移。而且，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政策面临很大的困难，最后可能走向破产。美国围堵中国的平衡政策也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特别是东盟内部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和利益的竞争。从美国自身来看，美国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政策的成功需要细心的判断和娴熟的外交管理，美国的选举更替增加了美国外交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还有，从一个更加长期的角度，如果中国的上升崛起没有被打断，那么美国的地区平衡战略在未来某一天可能就是不可能的，是无法实现的。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比较成功，是基于苏联的经济规模要比美国小得多，而且效率也不及美国。但是中国绝不是苏联那样。因此，现实正在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迹象，其中就包括共同应对海洋安全事务，清楚表达各自利益关切，加深军事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等。亚洲多变防务外交近些年来逐渐上升，地区多边防务外交的前景广阔。因此，有理由相信，“积极合作”会在东亚安全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四、结论

关于安全困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颇多。东亚安全困境及其演变是地缘、历史、国家利益、科技、全球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世界上至今比较罕见的安全破碎地带。概括来讲，东亚安全困境具有时代性、多重性、关联性的特点，各国安全困境和需求各不相同。东亚安全困境要想实现突围，不仅需要对策，更需要高瞻远瞩的、长远的大智慧，可能需要在持久的竞争与合作中才能看到光明。对于东亚安全困境来讲，多边安全合作非常重要。为了促进合作安全的发展，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通过制度框架来构建一种新型的互动安全关系。但是仅仅有此还不能为地区稳定与安全提供一个强壮的根基，还必须有大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比如中美之间，以及美国与同盟国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可预见的将来，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依然是地区稳定的关键。从机制上来讲，加强中美之间的协调管控能力尤为重要。除此之外，要努力以低级政治的发展稳定和促进高级政治的信任与合作，增强经济的整合度。

当前，存在并日趋严峻的东亚安全困境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构成巨大挑战。毋庸置疑，中国会在未来的东亚安全中扮演更具分量的角色。各国应该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增强对中国崛起的环境适应能力，而不应总是为中国设置安全陷阱。中国古语讲：为大国者，不自败，胜！东亚未来的安全与稳定越来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这颗更加耀眼的国际明星能否更好地办好自己的事情，来创造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发展得越好，越强大，东亚和平稳定的几率就越大。相反，如果中国弱，就存在挑战秩序的战争风险，东亚的安全稳定就不能保证。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中国维护安全与核心利益，促进东亚和平稳定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者为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