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自身的衰落。中国和其他大国不一样，中国以加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改变自己和这个体系接轨。中国承认美国是国际社会的“老大”，不会挑战“老大”地位，愿意和“老大”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中国同时也要求美国这位“老大”要照顾一些中国的“核心利益”。但美国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做战略大调整，必然加速美国的衰落。

阿已建立相对健康的多党竞选机制。布特弗利卡再次连任总统的原因是：他执政期间恢复并保持阿政局和社会稳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捍卫国家主权。

俄罗斯在世界上“大显身手”的舞台并非只有G8，且G8在当今世界经济领域的决断力和代表性不足。此外俄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企图将俄罗斯撇开或割断其与国际事务的联系不太可能。倘若俄真的退出国际磋商机制，损失更大的将会是西方国家。

美国对中国仍不放心，不断“两面下注”，这并非不可理解，但希望美国从大局出发，多在正面下注。最近“负面下注”显然增多，这对美国害多利少，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美西方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威胁其安全，引起俄罗斯的反制。 这场危机最大的警示是：冷战从未停止。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乌克兰国家治理问题，主要是指乌克兰本身的宪政安排及其相关的治理机制问题，依然是决定该国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如果乌克兰能有一个既能体现自身传统和国情、又能维持国内平衡和引导进步的宪政框架，那么，未必外部力量的干预，可以像今天这样长驱直入地直接左右乌克兰的政治选择。

过去的一年，撒哈拉以南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政局整体平稳，总体治理能力稳步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逐渐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可持续发展以及地区一体化正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新方向，22个国家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一些国家，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在东、西非一些国家恐怖主义抬头，部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武装冲突频发，值得关注。

无论如何，遏制、整合与塑造引导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中亚政策的构思和执行，也是理解未来时期美国中亚政策的主线。尽管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给予三重战略目标的精力和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者始终没有被美国决策者抛弃。只要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只要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仍然存在前者追求遏制与后者追求平等地位的结构性矛盾，只要中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在中亚对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一战最深刻教训是没有从政治、思想和制度上彻底清除发动战争的根源以及英美法等国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而如今的安倍政府正利用民众对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的不满和二十年经济不景气的怨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利用奥巴马为遏制中国而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之机，大肆扩充军备，力争恢复日本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安倍把中日关系与德英关系类比，只是为达成此目的找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