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基本稳定、局部动荡”。然而过去三年，非洲局势中的复杂因素、动荡因素明显回升。虽然2023年非洲部分热点问题有所降温，但总体局势的改善并不明显。

“活在边缘”

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依然是影响非洲稳定的两个最关键因素。2021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非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达5.9%，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为6.4%，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为3.5%。2022年，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达3.6%，但经济发展仍处于低水平。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率为2.5%，在全球八个地区中排名第一，是全球人口平均增速的三倍多。非洲也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因此，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化发展水平很难支撑其人口增长成本。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自2015年以来就没有增长，目前仅为1500美元左右。非洲经济的火车头——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等国自身增长乏力，无法有效带动整个地区增长。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活在边缘”（living on the edge）描述非洲经济，可谓非常悲观。2023年10月，世界银行预测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2.5%。同月，IMF预测该地区2023年经济增长率为3.3%。

非洲的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22年非洲15岁至24岁人口中约有60%的人失业，约占非洲劳动力总数的15%。

政变回潮，暴恐、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非洲在经济民生领域的问题非常突出，对政策安全层面的传导效应十分明显。

首先，军事政变大规模回潮。过去三年，非洲七个国家共发生了九次政变，构成非洲独立以来的又一次政变潮。非洲地区独立以来，已历经三次政变潮。第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美苏试图通过策动军事政变继续控制非洲。第二次出现在冷战后，西方对非洲进行所谓民主改造，大批长期执政的领导人被政变军人赶下台。近几年出现的政变潮，与非洲本身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对中国在非利益也造成影响。

其次，恐怖主义形势依然严峻。这几年非洲是全球暴恐组织最多、袭击发动次数最多、恐怖主义活动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暴恐袭击次数是中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总和，该地区似已取代中东成为全球暴恐活动的中心。

再者，非洲一些地区大国——尼日利亚、安哥拉、南非、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的社会治安问题凸显，有组织犯罪明显增多，针对中国人的偷窃、抢劫、绑架、杀害事件频发。目前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中国在非洲面临“三多三少”的问题：“三多”即所有域外国家中，中国的企业最多、中方的人员最多、中国承揽的项目最多；“三少”即相较欧美，甚至日本、印度，中国在信息情报收集能力、处置经验、综合应对手段方面存在短板。

未来非洲地区仍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一，非洲政变和冲突带可能会成为非洲新的政治生态。现在处于政变及内战或准内战状态的国家面积之和已占非洲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二，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在内的地区大国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例如，埃塞原来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稳定之锚”，现在变成了“非洲之角的动荡之源”。其三，非洲局势受到大国博弈影响。在军事与安全层面，美欧正收缩其对非洲的军事安全投入。美国已经把其欧洲陆军和非洲陆军司令部合并，并将更多的战略资源东移至“印太”地区，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又部分调整至中东欧。同时，法国从非洲全方位撤军。在世界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变动中，旧秩序在慢慢崩塌，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对非洲的冲击非常大。俄罗斯目前仍无法替代西方在非角色。还应看到，非洲处于安全“真空”，对中国的利益冲击是比较大的。

中非关系三大变化

在大变局下，中非关系有三大变化：一是外部环境之变。此前美欧与中国在非可以进行三边合作，合作共赢的理念也基本被各方倡导。但现在美欧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性、对抗性明显加强。而且当前美欧大国对非战略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冷战后美欧一度比较看重非洲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发展机遇，但目前它们在非洲的投入焦点是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二是内在环境之变。要妥善应对非洲政治与安全形势动荡因素的重新增多。三是中非关系既有的合作路径和需求之变。非洲最期待的还是享受中国的发展红利，但这几年中非经贸合作受到一定冲击，中国传统的以“两优”贷款为依托、工程承包为主导的对非合作模式很难继续以原有规模发展，亟需转型升级。而对于在非承包工程项目的中方企业，利润是很现实的问题。中非关系如何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执行所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