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备受国际舆论关注，冲突已造成近两万人死亡，近200万加沙民众流离失所。11月24日至12月1日，冲突双方以色列和哈马斯短暂停火，尔后以色列重新发起军事行动并将地面行动扩展到加沙南部，导致本轮巴以冲突继续升级。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轮冲突在巴以周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外溢影响，但其对巴以双方各自内部政治格局产生的冲击尤为强烈。从以色列方面看，该国的政治生态或将发生重大变化，利库德集团长期主控以色列政坛的局面恐将结束，以色列可能会进入“后内塔尼亚胡时代”。从巴勒斯坦方面看，本轮冲突使自2007年以来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遭到沉重打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角色和处境则相对尴尬，除谴责和反对以色列外，其作用较为有限；而冲突向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蔓延也将使局势更加复杂。那么，本轮巴以冲突究竟将对巴内部政治力量的实力对比、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政治安排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不同政治力量的影响

从地理分布来看，巴勒斯坦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约旦河西岸、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及其执政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第二类是位于加沙地带、以哈马斯为主导的政治力量；第三类则是流亡海外由巴勒斯坦人构成的政治力量。

对位于约旦河西岸的政治力量而言，巴解组织在本轮巴以冲突后的影响力或将更趋衰弱。巴解组织成立于1964年，以法塔赫为主要领导力量，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实际治理者。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由于法塔赫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反制以色列的袭击，且并未妥善处理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境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导致该组织的执政合法性被削弱，其领导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在巴解组织内部，其他派别对法塔赫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巴解组织以法塔赫为主导的架构难以被改变。一方面，该组织内部尚无在影响力上可与法塔赫相抗衡的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巴解组织实施配额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塔赫的优势地位难以被动摇。除非出现导致巴解组织内部重组的重大政治变动，以及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发生重大政治重组，法塔赫在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很难改变。但毫无疑问，长期以来巴民族权力机构在以色列挤压下独立性不足，领导层老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因而其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本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正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加沙地带的政治力量而言，本轮巴以冲突将使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军事实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其组织系统和领导层也将遭重创，甚至其在加沙的民意基础也将因民众遭受严重伤亡受到冲击。然而，哈马斯长期坚持反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在此次冲突中其以殉难式的方式抗击以色列、试图使巴勒斯坦问题摆脱边缘化处境的做法，或将使其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扩大政治影响，甚至会在阿拉伯世界民众中收获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海外巴勒斯坦组织和独立人士在本次巴以冲突后可能将获取更多政治机遇。随着巴解组织在约旦河西岸的治理越来越受制于以色列，一些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组织海外政治力量声援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此外，在巴解组织发挥作用受限、哈马斯受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也可能选择扶持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力量介入巴政治，以回应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侵略、殖民巴勒斯坦的压力，并在巴勒斯坦扶持能和美以进行合作的代理人。

突出的政治分歧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各派力量的政治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其一是关于巴勒斯坦政治领导权的分歧。法塔赫与哈马斯争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斗争已持续多年。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议会选举，随后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此后陷入“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片领土”的尴尬局面。巴解组织由多个政治派别组成，其内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但阿巴斯和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僵化，已引发法塔赫内部许多派系及巴解组织内部其他政治派别的不满。哈马斯内部也长期存在两个派系，一派支持哈马斯回到巴解组织框架之中，另一派拒绝与法塔赫有任何联系往来。因此，无论是在巴各派力量之间还是内部，争夺政治领导权都是其主要关切。

其二是对以色列斗争方式的分歧。争取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的目标，但各派别围绕实现路径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派别认为，采取温和或和平手段难以改变现状，加之以色列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并不断挤压巴生存空间，该方式反而导致巴的弱势地位被不断固化。但同时，过于激进的暴力手段，例如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又会遭到后者的严厉报复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谴责，并被以色列和西方定性为“恐怖主义”，进而削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合法性。因此，如何在温和与激进手段之间找到合理的解决方式，是巴勒斯坦所有政治派别面临的难题。

“哈马斯化”与“约旦河西岸化”

基于上述两种分歧，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间的政治矛盾愈加突出，或将导致巴勒斯坦在本轮巴以冲突后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

一是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化”。由于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支持以和谈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因此该组织得以在以色列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长期控制约旦河西岸。然而，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的国家主权严重缺失，社会发展受到以色列的多重限制。该地区经济长期依附于以色列，双方贸易交往频繁但极不平衡，由于巴勒斯坦没有独立金融体系，因此该地区流通货币也是以色列货币，海关关税和边界安全也无法自主。此外，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也在不断扩张。这一切使该地区巴勒斯坦人认为，带有妥协性质的温和抵抗运动无法达成摆脱以色列占领并解决巴以问题的目标。

因而，约旦河西岸民众对法塔赫的支持率不断走低，部分民众转而支持哈马斯及其他相对激进的伊斯兰抵抗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约旦河西岸政局存在不稳定的风险。若巴勒斯坦举行新一轮大选，哈马斯或将取代巴解组织成为约旦河西岸的统治力量，这也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都不积极推动巴举行大选的重要原因。即便大选至今依然无法进行，哈马斯的影响力在约旦河西岸也呈逐渐增大的态势。

二是加沙地区的“约旦河西岸化”。本轮巴以冲突结束后，以色列不会允许哈马斯继续控制加沙地带，该地区领导权易主基本已成定局。尽管目前以色列尚未提出撤军后对加沙的政治安排方案，但其很可能将扶持温和派独立人士接手加沙，或建议由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合机构派驻加沙。无论是哪种情况，加沙地带的安全力量和政治机构都将由以色列把控，以保证加沙境内不会有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的新抵抗力量出现。若出现上述局面，加沙地带未来的政治生态或将与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局面非常相似，即由以色列相对认可、立场和行为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政府。这也意味着加沙地带接下来或将成为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加强经济控制的重要目标。

在上述情况下，无论是约旦河西岸地区还是加沙地带，均将处于内部矛盾张力凸显、抵抗力量逐渐被削弱的态势，巴勒斯坦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也将更加明显。法塔赫与哈马斯曾多次展开和解谈判，但均未真正实现和解。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推动建立技术官僚政府，巴内部“两套政府”的模式或将被固定，两片土地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恐将进一步减少，其各自的政治力量也将围绕巴勒斯坦代表权和合法性展开争夺。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巴勒斯坦政治的碎片化趋势将被加剧，巴以双方的实力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景或将变得渺茫。从这种意义上说，巴内部各派力量只有实现真正和解，形成统一政治力量与政治机构，并在巴以问题上采取现实可行的立场和政策，巴才可能结束内部冲突，进而在内部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举行巴以谈判，为最终解决巴以问题创造内部条件。

（作者舒梦、刘中民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