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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巴勒斯坦曲折的联合国之路
发表时间:2024-05-23 18:29 来源:国际网
冷战结束后数十年,巴勒斯坦专注同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希望通过对话实现巴以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但随着巴以问题产生多方面变化,2011年,巴勒斯坦开始寻求通过外交途径——尤其是申请加入联合国,来改变巴以僵局,试图“倒逼”美以作出改变。尽管两次入联申请都被美国否决,但在最近一次的投票环节,巴勒斯坦获得了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12国的支持,仅有美国反对,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越发高涨的呼声,具有重大政治和现实意义。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之际,4月18日,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提交的有关“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尽管该草案最终因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一票否决”而未通过,但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仍具有重大政治和现实意义。

漫长的入联之路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是巴勒斯坦的夙愿。1974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237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以“非成员观察员实体”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1988年11月,巴解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次月,联合国大会在通过的第43/177号决议中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决定在联合国文件中用“巴勒斯坦国”这一名称取代巴解。2011年9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援引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第181号决议,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首次向安理会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但因美国反对未能成功。一项决议草案要获得通过,安理会必须至少有九个成员国赞成,并且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使用否决权。

2012年11月29日,在第65个“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上,联合国大会第67届会议通过了第67/19号决议,宣布将巴勒斯坦从“非成员观察员实体”升级为“非成员观察员国”。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即更名为“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国代表团”。此后在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受邀同其他国家元首一起就坐,受到了国家元首待遇。

2015年1月,巴民族权力机构向联合国提交文件,申请加入16项国际公约和条约,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根据《罗马规约》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ICC)主要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严重国际犯罪案件。2015年4月,ICC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并裁定巴勒斯坦的领土涵盖“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2021年2月,ICC裁定巴民族权力机构对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拥有司法管辖权,随后开启了对以色列的相关调查。

近年来,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截至2024年4月,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2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支持以1967年停火线为边界、囊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政治愿景受到严重挑战。以色列国内否定“两国方案”的呼声不绝于耳,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表示,要保持对加沙地带的管控,同时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安全控制”。巴民族权力机构难以遏制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又需向民众作出表示,在国际层面获得更多支持,并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外部压力,因此再次申请加入联合国。

试图“倒逼”以色列和美国

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巴解回归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并组建了巴民族权力机构作为和平谈判期间的过渡政治实体。随后数十年间,巴民族权力机构专注于同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希望通过对话实现巴以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但随着巴以问题产生多方面变化,2011年,巴勒斯坦开始寻求通过外交途径——尤其是申请加入联合国,来改变巴以僵局,试图“倒逼”以色列和美国作出改变。

首先,巴以和平对话的基础受到严重侵蚀。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及其带来的以政局变动导致巴以和平进程受阻,以色列随后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大肆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这两地的犹太定居者从1999年的19万人激增至2023年的45万人。大量迁入的犹太定居者,严重挤压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此外,这些定居点往往建设在战略要地、重要的水源和文化遗址附近,它们同以军警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一同割裂了巴勒斯坦人聚居区的日常联系,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逐渐被蚕食。

其次,美国主持的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本应在1999年前结束的巴以最终地位谈判,未能如期取得突破。2000年后,美国推动举行多轮巴以问题对话,例如克林顿总统主持的戴维营和平谈判(2000年),小布什总统主持或提出的塔巴和平谈判(2001年)、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2002年)、安纳波利斯和平谈判进程(2007年),及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两任国务卿斡旋,即“希拉里斡旋”(2010年)与“克里斡旋”(2013~2014年),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而在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还出台了“世纪协议”,试图使巴勒斯坦放弃长远建国目标,极大伤害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感情。

与此同时,对巴民族权力机构而言,通过外交而非暴力手段推动解决巴以问题更加务实有效。从实力对比上看,巴民族权力机构无法同以色列直接对抗,且一味采取暴力手段也可能给巴民众带来更大灾难。以色列还控制着巴海关与财政体系,而美国的各类援助是巴民族权力机构维持正常运转的关键。

此外,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拥有丰富外交经验,更擅长在政治与外交领域寻求突破。阿巴斯是巴解内部较早一批呼吁同以色列展开对话的温和派高层人物。1993年,他曾访问沙特,是海湾战争后首位访问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巴解高级官员,极大修补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同巴勒斯坦的关系。同年,阿巴斯还参与了巴以《奥斯陆协议》谈判,随后多年一直代表巴民族权力机构同以色列展开对话。2005年,阿巴斯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后,一直希望压制巴内部号召袭击以色列的激进派,希望通过温和手段推动巴以问题实现突破。

2011年阿巴斯在解释为何申请加入联合国时表示,“因为巴以和平谈判缺乏进展,且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大肆建设定居点。”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却长期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的国际地位应在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谈判中一并作出。尽管两次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都被美国否决,但在此次的投票环节,巴勒斯坦获得了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12国的支持,反对者仅有美国,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越发高涨的呼声。

(作者为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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