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从MAD（互相确保摧毁），到MED（经济上相互依存），各国联系日渐紧密，但强权政治思想在作祟，总想征服、控制人家，以致世界很不太平。历史证明，什么“联盟”，什么“牢不可破”，都靠不住，只有五项原则是最靠得住的。21世纪国际关系的实践，会进一步显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不会主动挑战它，中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的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提高中国所负的责任、所实施的影响力。二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包括一些双边和国际多边合作体系。这些措施在不抵制、不挑战国际现存多边机构的前提下，培养、创造新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和平台，是中国特有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的“增量方式”。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争议将继续，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发展。对中国而言，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中美两国共处之道：首先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这里的“同归”，指两国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其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最后需预防中美之间的“新型对抗”和“新型冲突”。

历史上强国都重视国际法研究，因为国家间在各个层面的交往争斗是受到人为设计的一整套不断完善之中的“游戏规则”的制约的，了解这种规则，并进而参与和主导这种或这些规则的制定，便在国家间交往和争斗中占据主动位置。这里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国际法”。另一方面，大国较量说到底是在争夺游戏规则主导权，中国若要在国际关系中积极有效参与完善既有游戏规则使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且也满足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国家整体的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升。

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在重返世界；美国在实现亚太再平衡，中国在推行全球化再平衡。从中国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从被全球化塑造中国，到中国塑造全球化。这就是中国“新三环外交”的应有之义。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国内政治的折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国内问题成为全球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方案，需要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共同研究和探讨。首先，需要强化和完善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第二，需要确立全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坚守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原则。第三，提倡各个文明、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第四，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付诸实践。

南沙争端要取得共赢的结果，以单边开发来撬动多边开发是个现实选项。目前在南沙搞双边合作非常困难，但多边合作可期。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推动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和东盟更大的利益所在。中国崛起需要带着亚洲发展，身边要有一批小兄弟，而不是一批小刺头。东盟国家是中国争取的对象，而不是打压的对手。中国南海政策不能被部门利益所绑架，要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着手制定政策、实施应对。

虽然中美关系正陷入战略利益竞争和相互认知差异的困局中，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仍是促进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面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中国可从以下四个层面依次展开应对：第一，强化中美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第二，维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第三，加快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第四，加快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逐步构建以谋求经济发展而非军事或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联盟”。中国能否推进与世界其他大国及新兴大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既是制衡和抵消美国对中国实施围堵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环境的核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