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开启中国外交的全面落实、实施之年，表明中国不会像前两年那样不断提出战略构想、外交倡议，而是围绕“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伙伴/发展关系网络等做实、做强，不断取得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取信于国际社会。充实、巩固、提高是2015年外交的主旋律。

丝绸之路的大目标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和平崛起”，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责任大国。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和平崛起，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至少如下三个条件，即一、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二、有效遏制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有可能的围堵；和三、在发展中国家扮演领导角色。这三个条件是需要争取的，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阐述。

中国崛起战略的对美政策目标只有减少美国阻力的单一选项，而不可能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目标，则有减少阻力和争取支持的两重性。面对中国强于自己的现实，周边国家需要在借助和阻碍中国崛起的两个策略中进行选择。这使中国有可能获得那些希望借助中国崛起的邻国支持。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不仅提升我国实力地位，而且可反向削弱美国的阻力，因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助其东亚盟友来实施。对中国崛起而言，争取众多周边国家的支持比降低美国一国的防范力度更为重要。

中国对别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建设性干预或介入”，是对中国一贯恪守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传统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对别国事务的介入一再强调“建设性”，是为了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建设性地介入缅甸、阿富汗等国的内部事务，就是与时俱进地实行“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在海外利益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的责任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对有关国家内部事务的关注也将更加积极和主动。

在大国关系呈现新特点的背景下，不结盟政策不能丢。只有坚持这项政策，才能为大国之间合纵连横，提供广阔的战略空间，才能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创造必要的前提。放弃这项政策等于作茧自缚，受制于人。同样，广交朋友也不能丢。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复兴走得是不同以往大国崛起的一条崭新道路，靠的是广交朋友，靠的是发展友谊和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构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也成为引领中国对外政策转型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在于推进顺应中国崛起趋势的大国外交，有效缓解崛起困境。“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首先，要重视战略安全支撑举措。其次，要提早研判相关国家的战略应对。更为关键的是，要善于学习及时调整。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一系列经济结构失衡，需要很长时间，重新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丝绸之路的意义，就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再平衡的目标及如何实现再平衡。中国需要实行自己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但这个计划是针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通过容许和鼓励西方国家和企业的参与等手段，比美国版本的做得更好，实现更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对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应对挑战，而是如何主动驾驭挑战。与其被动地应对，不如主动布局谋势，有效驾驭自身变化，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智慧，贡献公共产品，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国际事务上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研究中国周边外交，正是抓住了中国崛起背景下整个中国外交的灵魂，周边外交可能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互联互通”是中国式的一体化或区域一体化，要能体现出中国人在处理大机遇上的智慧。亚投行的作用，就是把钱投在“一带一路”上，激活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金砖行是为促进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而设立。中国的“搭车论”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国家对中国“搭车论”的怀疑抵触，从而放心共赢。“一带一路”，就是中国高速发展列车最好的驶向地区未来的车道。日本教训启示中国，中国需思考如何建构外交理念：从如何超越以经济为推手的发展阶段，走向真正的理念外交和魅力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主政短短两年多，即对外交开展多项创新。中国官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并强调中国正在履行它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但外界不乏质疑的声音：有批评指中国的系列外交举措是为了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打对台；也有评论质疑中国有意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甚至有人悲观预计，中国外交可能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或重现传统的“天朝中心主义”。对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习式外交”的战略日益清晰——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在保持平稳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并且延续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基本精神，执行“邓时代外交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