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中，所谓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指的是一个国家对他国或世界事务的道德规范或道义观念（norms）的影响力。类似的，“价值外交”的概念指的是一国以实现和推动某种价值和道德规范，作为其外交和国际事务的目标。

日本首相安倍就宣称，他所领导的日本外交是“价值外交”，要加强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起，推动和捍卫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形象，是注重国家利益、务实、低调、避免介入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纠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逐渐有声音指责中国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实际上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能积极支持美、欧等西方力量全力推进的价值外交。

近年来，西方人对中国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外交和全球战略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国奉行的是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为了在非洲、亚洲等地获取经济利益，不顾甚至损害西方在这些地方推行良治政府、民主、人权的外交目标。二是中国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大量出口获利，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三是中国在非洲、拉美等地区实践的是新殖民主义，掠走当地自然资源，又向当地倾销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占领当地的市场、压抑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各国和不少全球治理的问题，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外交的规范性问题逐渐显著起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到底代表了什么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愈来愈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历来是具有丰富的规范性内涵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等国最早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等，就代表了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原则。在国际交往和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发展的努力中，和平共处、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等，都是非常闪光的外交价值观，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外交理念的巨大贡献。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力有限，在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二来由于美国、欧洲主打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主导了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国推崇的和平、独立等外交价值，一直处于国际事务中的非主流位置。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逐渐走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更加积极地参与塑造世界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认为，中国外交新的大战略已现雏形。

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大战略，就是在不谋求挑战基本的世界格局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增量的方式，将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权力，从过去的中心（欧美）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成长国家身上。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RCEP、亚太自贸区、亚信组织等合作机制，都是在不挑战原有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平台的前提下，在全球多边合作中开辟新的场域、新的平台，非常契合中国在国内改革中遵循的“增量改革”的精髓。

时殷弘教授称这些举措为中国的战略经济。有人称中国这些战略为新版马歇尔计划，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笔者则将中国这一实现全球格局中相对力量的转移的策略，称为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Incremental Inter-Continentalism）。

可以预见，未来10到30年间，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地缘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版图。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如此积极的大外交，有没有价值观的支持？

两个重要公共产品

从2003年左右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到后来调整为“和平发展”，中国讲的都是自己的崛起或发展，目的是通过强调自己崛起和发展的和平性，来减弱国际社会对自己崛起的担忧。

今天，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则带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中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带来和争取两个重要公共产品，即和平与发展。

在和平问题上，中国秉承了长期以来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但是现在中国的国力，使得中国在维护和谋求地区与世界和平上，可以比过去起大得多的作用。

中国在谋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在谋求亚洲新的安全秩序上，在协助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上，都以和平的手段追求和平的目标。这里，中国对和平的实现方式，与美国等新干涉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在一些安全局势恶化的地方，反对单边军事干涉，也是中国追求和平的一贯原则。

石之瑜教授认为，中国对地区性混乱和冲突的态度，强调由冲突方协商解决，而不是由外来势力单边干涉来解决。这里有中国外交和治理智慧和理念中，对“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理解，即一个地区的和平，必须由地区内部的因素来实现，由外部力量来实现和平，则是不可持续的。

在发展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消费能力增大，以及中国居民到其他国家旅游、就读等，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以及众多双边和多边的贸易、投资协定，中国的投资、技术等，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和平与发展既是中国自己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目标，也是用来是获得对方（双边或多边）支持与合作共赢的目标。换句话说，现阶段中国的崛起，正在引导各国将国内治理、国际合作的目标，转到和平与发展上面来。

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英国的崛起以推进自由贸易为价值，美国的霸权以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实现，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是和平、开放、包容式发展的价值观。

这和美国通过颜色革命推动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欧洲推动的民主、人权、环保和生态文明等价值观有所区别。但是和平与发展也是世界所需要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遭受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如欧洲所需要的。

对全世界来讲，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也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规范性作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崛起，而且是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价值观的崛起。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