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问题与亚洲安全观

在不同历史时期，亚洲安全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兴起及其全球殖民扩张，和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一样，亚洲安全问题主要是如何应对来自欧美列强的侵略和战争，反对殖民者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亚洲安全的重要内容，形形色色的反侵略斗争和争取和平的种种努力是亚洲安全的重要形式。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斗争之后，亚洲国家纷纷实现了民族独立，步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然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边界争端、海洋争端、渔业争端和外部势力干涉引发的复杂安全问题成为亚洲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原本不属于安全议题的问题被“安全化”为安全问题，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安全问题、“三股势力”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安全问题以及文化摩擦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等，所有这些安全问题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亚洲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要求亚洲确立起新的安全观，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2014年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亚洲安全观的核心是治理亚洲安全问题，构建长治久安的亚洲安全秩序。具体来说，这一亚洲安全观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亚洲安全是共同安全，是全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地处欧亚大陆东段，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交错的缓冲地带，事关海陆力量博弈态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亚洲安全涉及全球安全，同欧洲一样，一旦亚洲安全失去平衡，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全球战略棋局，使得亚洲受到域外大国强烈的影响，备受各方关注，一旦亚洲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各方的战略关注甚至战略介入。

二是亚洲安全是综合安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复合体。从自然环境来看，亚洲地区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地缘政治区域，背靠欧亚大陆腹地，山脉、戈壁、沙漠、草原等地形复杂，海峡、岛屿、半岛、群岛、港湾众多，犬牙交错，台风、海啸、地震、洪水等变化莫测，亚洲一国有事，都会很快波及其他国家，任何一国都难以置身事外，比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等，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更多的国家。即便像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失联这样的非传统安全事件，都会对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是亚洲安全是合作安全，是各国共同努力的平台。从相互关系看，亚洲地区是亚洲各国互动的地理依托，走不出亚洲，就无法进入世界。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对于亚洲任何一个国家安全，不仅强调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更强调周边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围绕某一安全问题共同努力，携手解决安全威胁，消除安全隐患。

四是亚洲安全是可持续安全，是发展基础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发展，安全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安全，只有将安全与发展结合起来，安全才有强有力的保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亚洲经济体系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体，需要在基础设施、管理制度、信息网络、社会规范等方面进行紧密的互联互通，为亚洲经济共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既是亚洲发展的根本，也是亚洲安全的落脚点。

亚洲安全重在构建地缘网络

当前，亚洲有很多安全机制，既有以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机制，也有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机制，还有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安全架构要么存在代表性不足，要么存在封闭性过高，要么存在过于松散等问题，限制了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特别是有关各方既无法回避日益深入的区域化进程，地区相互依存水平不断提升，又拘泥于经营密不透风的地缘战略空间，试图构建排他性的联盟体系和伙伴体系。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从技术、生产、社会等重要领域突破了国际垄断地缘政治的格局。在新时期，亚洲区域安全架构要把重点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各个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一是功能网络。在中国周边地区最具有政策免疫力的网络是各种功能性网络。比如电话接入网络、移动信号网络、电视信号落地网络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网络化革新的重要标志。还有的网络是源于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必然结果，诸如亚洲跨国旅游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在旅游服务、酒店、通讯、货币兑换、警务管理、航空控制、海关等领域迅速商谈网络和据点建设的细节，保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人数屡创新高。如此庞大规模的社会往来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功能性网路支持是不可能的。面对此种密集的功能性网络，所谓的军事同盟、地区安全框架、军事演习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二是经济网络。据中方统计，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多年来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如此规模庞大的经济流量，不知维系着多少企业合作网络、资金流动网络、金融合作网络、管理服务网络、物流互通网络、能源资源网络、证券票据网络等。所有这些经济网络都以互利双赢的经济逻辑每时每刻都在被编织进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不管国家存在多少纠纷，财经、商贸、投资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却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繁荣，产出惠及数十亿民众的生活幸福。

三是社会网络。在亚洲国家，上千万华侨侨居他国，有的还建成了在当地富有影响的华人社群。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人文交流活跃，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派遣留学生数量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和频繁的智库二轨外交，都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交流的重要载体。

四是制度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地区的制度网络环环相扣，除了层层叠加数不胜数的双边制度网络外，还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制度网络。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向下延伸，则是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l+10”和“10+3”机制；再往北，是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还有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地区论坛等。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在不停地出台着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构想，比如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可见，亚洲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很多制度“小问题不愿解决、大问题无力解决、新问题无人解决”。如何提高多边安全制度的有效性，将是今后亚洲安全架构的一个支柱。

中国的角色

作为天然的亚洲大国，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应该主动承担起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为亚洲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为亚洲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在亚洲安全问题上从片面强调外交服务发展向服务发展和依靠发展并重，在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的同时，更强调讲原则，讲情谊，讲道义，赢得更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具体外交措施上，将突出推动建设互联互通基础上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发展形式多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夯实亚洲安全的坚实基础。

一是中国应直面安全挑战，主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一些争端和摩擦引发的安全问题，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不管局势如何发生变化，都应该牢牢把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特别是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彼此利益交汇点，不失时机地搭建和平发展的大舞台，构建维护和平发展的合作机制，打造周边和平发展区。要提供中国方案，在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上，敢于贡献中国智慧，从维护区域稳定大局的高度，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反对任何一方在周边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搞乱，推动建立地区和平对话机制、地区安全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防止争端冲突升级，局势恶化失控。

二是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巩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强劲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是中国推动区域安全架构的优势资源。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亚洲外交将在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加快推进以亚洲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上的“一路一带”计划，加快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深化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推进共同繁荣的亚洲经济体系。

三是打造周边共同安全圈，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应积极回应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提供安全保证的要求，中国将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统筹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积极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打造周边共同安全圈。中国将重视发挥劝谈促合角色，在谋求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推进领土争端和解、加强中外军事交流等问题上，积极谋求与周边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中国将更加重视承担积极有为的大国责任，大力开展反恐、维和、打击海盗、岛屿安全、海上磋商、联合搜救、增信释疑以及信任创造等内容的军事外交。周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要高度重视并准确评估军事外交的效果，既要立威，又要立德，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誉，使之成为中国亚洲安全战略的一把利器。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