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目前不存在集体安全体系和合适的区域安全治理机制。现行的安全架构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相互矛盾。需要建立包容性强、各方都有“舒适度”的安全治理机制。当务之急应考虑建立双边和多边危机管控和冲突处理机制，防止因为海上、空中擦枪走火而引发冲突，尤其是大国间的冲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中国已批准，而美国却没有。第二，南海航行自由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拿航行自由说事是别有用心。第三，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和平解决争端方式，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另一国。《公约》规定，涉及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等争端，缔约国可声明不接受第三方强制管辖。３４国已作声明，中国２００６年声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封闭进行。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新制定势在必行。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

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条件指的是什么？中国迈向全球强国征途上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大国需要新的战略思路，处理好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精心经略周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我讲四个问题：１、中国地位；２、中美关系；３、周边关系；４、经济转型。

一、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曾长期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排挤中国。建国６５年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影响力显著增强。有四个特点：

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０多年来中国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发展成就最大。举几个数字：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年贸易额超４万亿美元；最大外汇储备国，４万亿美元，占全球１／３。

１９７８年来ＧＤＰ年均增长约１０％，从１９７８年２１６５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９．２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１％提升到１２％，居世界第二。

３０多年来，有６亿多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７０％。年出境人数近１亿，共有２万多家企业分布在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

２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是国际规则贡献者、建设者、参与者。

中国参加了１００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４００多项国际多边公约。

２００８年是历史转折年，那年发生两件大事：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北京奥运会显示中国软硬实力，开幕式有８５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

———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二十国集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体现中国实力和发展模式的优势。

２００９年，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率先决定购买不超过５００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２０１２年，中国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资源承诺４３０亿美元。

２００９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决定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起，形成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完整的制度性核心权力。

３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巨大成功。

１９９０年以来美国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及其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以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政策主张的国际垄断资本经济范式。２００８年危机表明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破产。

而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中国不仅经济发展速度比西方快，而且思想和发展模式更为优越、更有吸引力！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说，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领导地位，而其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所谓“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一个阶段而已。

４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２．５万人次，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出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二）截至今年５月，中国共派出１７批４５艘次舰船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为５６００多艘船只提供护航，其中一半是外国船只。中国还积极参与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行动。

（三）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有两大举措值得关注：

一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西宣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启动资金５００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初步资金１０００亿美元；并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二是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截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国已与２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本币互换协议，达２．５６７万亿元。

二、中国外部挑战首先来自美国

中美关系是２１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将决定今后世界走向。中美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相互依存度很高。中美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大，但中美有结构性矛盾，战略取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

１目前中美关系再次紧张。美国２０１１年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后，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地缘板块向东亚转移，对中国战略判断发生变化，开始放弃“非敌非友”模糊定位，中国实际成为美国首要对手，两国战略摩擦增多。

如果没有本世纪初“９·１１”恐怖袭击，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可能更早。“９·１１”打乱了美国战略布局。此后１０年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加上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综合实力严重受损，进入战略反思、调整和收缩期。

最近有本《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ｓｔ》的书，讲从杜鲁门到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对外战略是在扩张和收缩（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两极之间摇摆的历史；说美国现在进入战略收缩期，奥巴马想以“低成本”维持霸权，据说每次讨论外交问题都要问花多少钱。其主要原因一是小布什扩张过头，美遭受严重损失；二是美经济下滑，老百姓不支持美当世界警察。

最近美国因乌克兰危机陷入与俄“新冷战”。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接着撤军阿富汗，但“伊斯兰国”（ＩＳ）横空出世使美陷入两难境地。奥巴马组建针对ＩＳ的国际联盟，但划下“红线”，不派地面部队。这些都没有影响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

２美国战略调整主要原因是：

（一）随着亚洲尤其是东亚崛起，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心由欧洲向亚洲转移。

近２０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速７％，为欧洲３倍。２０１３年亚洲ＧＤＰ占世界总量３３％以上。据ＩＭＦ预测，２０２０年亚太ＧＤＰ将占全球６０％强。２０１３年，来自亚洲的投资为美创造２００多万个制造业岗位，美对亚洲出口支撑了１０００多万个国内就业岗位。

（二）中国快速崛起引起美高度警惕。

中国在新世纪取得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已取代美国成为亚太新兴经济体和日韩澳等美盟国最大贸易伙伴。

３美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特点是：

（一）美军在西太平洋保持强大威慑。美军太平洋总部军力超过３３万官兵、１８０艘舰船以及２０００多架战机，是全球部署规模最大的作战司令部。美还宣布２０１７年将６０％海空力量部署到西太平洋。

美国防部拟定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Ａｉｒ－ＳｅａＢａｔｔｌｅ）计划，一旦开战，将先发制人攻击中国内陆指挥系统和导弹基地。

（二）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页岩油气革命，实现能源独立，为美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提供保障，并降低美对中东能源依赖，为美调整对外战略增加回旋空间。

美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重新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新压力。

（三）直接介入海上问题，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偏袒日、菲、越，推动东盟抱团对付中国，最近推出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自愿冻结现状”倡议，为美直接介入造舆论、打基础。

（四）巩固与盟友军事关系，支持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包括东海，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在澳大利亚新增驻军。

（五）加紧在中国周边策动“颜色革命”。重点是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

４中国需要冷静观察，保持战略定力，以两手对两手，不惹事也不怕事，争取中

美关系稳定发展，不发生对抗和冲突。

需从三个方面认真考虑：

（一）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格局难以改变，已结成利益共同体，

２０１３年两国贸易５２１０亿美元，相互投资存量超１０００亿。双方正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谈判。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六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３００多项成果，并为１１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北京会晤做准备。

（二）两国国际影响力决定中美关系不仅涉及两国人民利益，还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应该在全球治理方面加强合作与协调，成为命运共同体。

从解决国际地区热点到应对全球挑战，从促进各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到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美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全球治理合作将是今后双边关系亮点和重要推动力。

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离不开中国积极斡旋；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中国是重要参与力量；在反恐、防扩散、减贫、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同样需要中国合作。

（三）中美关系要健康稳定发展，核心是双方增加互信，管控分歧，化解矛盾。

今年是一战１００周年，明年是二战结束７０周年。历史会重演吗？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通常靠战争解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新思维。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要打破大国对抗冲突传统逻辑，走出全球化时代大国和平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需要构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双方都具舒适度的相处模式。

这次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在“彼此战略意图、如何有效合作、如何管控分歧”三方面做出了“再确认”（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比如双方都认为在“海上”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在维护航行自由、保障海上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没有理由过于悲观。

三、来自周边地缘政治的挑战

相对于美国“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天然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对手环伺、如履薄冰”，在大国中最差。

中国有陆地邻国１４个，边界长２．２８万公里，海上疆界１．８万公里。有人说，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东接财源，西接能源”，那是幼稚的看法。

地缘政治主要挑战：

１、东亚局势

东亚安全环境非常复杂，既有历史遗留钓鱼岛等问题，又有现实利益摩擦南海问题；既有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又有地缘政治博弈；既是亚洲国家内部矛盾，又有域外国家插手。目前最直接挑战是中日钓鱼岛问题，存在擦枪走火危险。

中美在东亚没有直接冲突理由，但不能排除被“第三方”如日本、菲律宾和越南拖入军事冲突的可能。

日本借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军事现代化，在美纵容和支持下，扩军备战，推动修宪，企图推翻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和集体安全体系。美国短期目标与长期利益错配，现在借日本在安全上“平衡”中国，只会使日本有恃无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头来打破地区均衡，必将损害美国利益。

东亚目前不存在集体安全体系和合适的区域安全治理机制。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是部分东亚国家与美建立军事同盟，接受美驻军以换取美安全保护。

这样的安全架构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相互矛盾。需要确保其不针对第三方。更为紧迫的是，建立包容性强、各方都有“舒适度”的安全治理机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东亚峰会（ＥＡＳ）等都是论坛和“清谈馆”，不能起到管控危机和处理冲突的作用。当务之急应考虑建立双边和多边危机管控和冲突处理机制，防止因为海上、空中擦枪走火而引发冲突，尤其是大国间的冲突。

２、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已跌至两国建交以来最低点，政治关系近乎“冷战”，两国经济合作、相互投资大幅下降，国民负面情绪持续上升。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与中国的争端，推进“国家正常化”，扩军备战，解禁集体自卫权，其核心是挑战二战后由《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国际秩序和集体安全体系，摆脱国际社会对日本可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约束。

日本这么做与国内政治严重右倾有密切关系。安倍是强硬右翼鹰派政客，父亲曾任外相，外祖父岸信介当过日本首相，是二战甲级战犯。日本这么做也与美国背后支持密不可分。

特别要关注日本核武化。日本坚持储存数百吨后处理核武器材料钚，又有强大制造能力和运载工具，如发射卫星的火箭和美日区域反导能力，不能不让人担心日本核武化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日关系紧张不符合中日利益，但局势紧张由日本一手造成，中国被迫做出回应。“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须正视历史，向德国学习，勇于承认错误，才能获得中国和亚洲邻国的谅解。

３、南海问题

中国海上关键在西太平洋，亚太和平与稳定也取决于此。南海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海域，每年１０多万艘船只通行，中日石油进口量的６０％经过这一国际航道和马六甲海峡。

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并予命名。中国政府从秦朝开始就管辖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南海诸岛就是中国领土”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海洋权益争议。目前，美日菲越频繁勾连，海上问题明显升温。菲越等海洋邻国对中国海洋国土和权益提出无理要求，迄今南海岛礁被越南非法侵占２９个，菲律宾９个。争端海域面积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南海丰富自然资源也是争端扩大重要原因。越南５０％多ＧＤＰ来自海洋经济。

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问题政治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行动。最近中方又提出“双轨解决方案”。

但解决南海问题并不取决于中国。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越南等国加紧开采南海资源，包括国际招标合作。菲、越还通过武器采购和引外部势力介入，为其壮胆。日本力图构建海洋安全联盟，联合菲、越、印牵制中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中国已批准，而美国却没有。

第二，南海航行自由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拿航行自由说事是别有用心。

第三，中国主张直接当事方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海洋权益争端，解决之前保持克制、管控分歧。南海问题与地区国家协商解决。

第四，中国反对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这是《公约》赋予的权利。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和平解决争端方式，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另一国。《公约》规定，涉及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等争端，缔约国可声明不接受第三方强制管辖。３４国已作声明，中国２００６年声明。

４、朝核问题

朝鲜核开发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美朝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２年两次爆发核危机。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牵头举行六方会谈，共举行六轮，达成一些共识。现在六方会谈半死不活，主要原因是美朝双方严重缺乏互信，在弃核步骤上分歧明显。

美坚持在向朝提供安全保证之前，朝须采取实质性行动，先放弃核计划。朝鲜提出“同步走、一揽子”方案，坚持先得到可靠安全保证。２００６年以来，朝鲜进行三次核试验，多次试验弹道导弹发射，并将“拥有核武器”写入宪法。

２０１３年朝第三次核试后，美推动安理会通过加强对朝制裁，与日韩持续举行联合军演，并加快部署东亚反导系统。

中国坚持劝和促谈与“不战、不乱、无核”三原则，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半岛局势稳定和半岛无核化。

半岛局势紧张、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对东亚安全始终是隐患。如再次核试验或韩朝擦枪走火，局势将急转直下。

目前大国对朝鲜半岛及其核问题关注度降低，六方会谈处于“休眠”状态，但是表面平静，暗流涌动，六方会谈成员国，尤其是大国，需要下先手棋，不能让六方会谈半死不活拖下去。

四、经济转型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有密切关联，需注意四个问题：

１、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去杠杆化未完成，美和西方保护主义严重，恶化中国经济转型外部环境，导致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出口下滑。

世界５００种主要工业品，中国有２２０种产量全球第一。以钢铁为例，粗钢占全球产量４５％，经济繁荣时每吨利润近千元，去年只剩几毛钱。

２、美国能源革命导致制造业回流，美经济竞争力上升。

最近５年，新钻探技术和大规模页岩油气开发使美国能源革命有重大突破，根本上改变全球油气供应和定价体系，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地缘政治格局也随之改变。

２０１０年以来美天然气产量增长２５％，２０２０年将再增３０％。２００８年以来美石油产量增长６０％，从每天５００万桶增加到８００万桶，过不了几年将达每天１２００万桶，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石油生产国。

从全球油气定价看，到２０２０年，美天然气每千立方英尺（ＣｕｂｉｃＦｅｅｔ）将维持在５．５美元（目前国际价格１３美元），全球石油价格将在每桶７０－９０美元间徘徊。

可以预计，美制造业成本降低将导致以下现象：１、美制造业回流；２、美产品竞争力增强；３、国际油价趋于稳定（此点对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国有利，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６０％）。

３、中国金融风险增大，人民币国际化需加快步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扩大债务和信用规模，形成庞大财政债务，现在流通货币存量Ｍ２达１２０万亿，是ＧＤＰ两倍以上，全球最高，一般认为超出ＧＤＰ的２０％较为适中。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地方政府债务２１万亿元。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稳定、有效的国际金融市场，希望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平衡美元的垄断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与“去美元化”有直接关联。现在未到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时候。但人民币国际化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因为：

（一）中国全球商品贸易重要地位与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力不匹配。

（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必经之路，也是解决中国经济一系列重大问题战略选择。

（三）中国在美元体系中国家风险日益增大，４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一半以上为美元资产。美联储美元汇率和利率政策绑架中国货币政策。

（四）美元是大宗商品定价货币。中国缺乏大宗商品定价权增加发展成本。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有利时机，但西方刻意放大“中国需求”，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按最保守估计，这些年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损失达数万亿元人民币。

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新制定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封闭进行。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美和西方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主动权，中国对制定国际规则发言权有限，是国际体系贡献者、参与者和建设者，但多数情况下是“被治理者”。

中国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圈，但缺少议题设置、制定规则的话语权，缺乏大量精通国际规则和善于国际谈判优秀人才。这是制约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要充分利用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提出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建议，逐步改变被动应付的局面。

（作者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