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中国要倒霉。历史上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世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和平与发展。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太多，所以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发展是主题。中国外交战略是三不：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中国外交“结伴不结盟”，中国结盟之后新冷战就要开始，世界要倒霉。中国目前面临很多问题，靠发展才能解决。发展是硬道理，最大的利益就是保持发展的势头。尽管中国的力量起来了，但要完全发展起来，至少还要三五十年。切记不要“夜郎自大”。

中欧双方不存在战略冲突，彼此间的经济互补性强，都希望推进全球治理的多极化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全球地位。这是双方强化合作的基本背景。二战与冷战让欧美建立起了强大的跨大西洋纽带。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欧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将大大强化，这不但让双方获得眼前的利益，也可望弥补双方对美关系中的短板。长远而言，中欧之间的成功合作，还有助于把欧亚大陆建设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板块，其全球综合影响力将超过美国。

21世纪，一个大国的权力不仅来自于它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实力，还来自于它能否在相关“权力网络”中占据一种“连接点”的位置。这是中国在本世纪真正实现崛起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近年来中国正在践行一种“以联通为导向”的总体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和世界发展机遇的“相互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自然可以获取并强化自身在“权力网络”中的“连接点”地位。今年“一带一路”建设逐步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目前看，核心挑战在于如何真正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如何使“共赢”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可获得。“共赢”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从中获得均等的、同质的好处，而是创造条件，让大家都能感到自己是“受益者”。

我们在发展中巴经贸合作时需要对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中小项目、中小企业合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让广大巴基斯坦普通民众直接感受到中巴经贸合作的利益。倘若实施得当，“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但成功的前提是有效规避和消除风险，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和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面临的“三股势力”政治风险的缩影，也正是这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巴经济走廊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潜力、可行开发方式和重点发展方向。走向“有所作为”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有所作为时务必时时把握适度原则，避免滥用力量。

中国主张和方案背后蕴藏的中国智慧，对解决中东问题及其他国际和地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导向。一是标本兼治，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找到问题的源头，然后对症下药、综合施策，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二是强调和合，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主要手段。三是包容互鉴，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基本前提。很多国际问题难以解决，既与有关国家唯自身利益和价值偏好至上有关，也与不同文明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角度与方式存在差异有关。我们应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

国际社会在全球核安全治理方面需要新思路、新动力和新共识。首先，全球核安全治理机制应该超越“大国主导”模式，探索更加均衡、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其次，全球核安全治理应该更加注重发展议题，不应剥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借口。第三，全球核安全治理还应该与区域核安全治理相衔接。

政治上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难根除。他肯定能体会到将发展与美国合作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根深蒂固，知道要将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前进的主要国内障碍。否则他不会如此重视一位学者讲话引发的质疑，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宣传口统一口径，并亲力亲为，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发展与美合作的战略性。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这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中国减贫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经验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加强领导。加强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关键在干部，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此外还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其中任何一批脱贫都需要大量资金以及精心部署和有效实施。最后教育支持和产业扶持，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是扶贫、脱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