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倡议，堪称史上最具雄心的战略构想。中国在中东外交的开展是以“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两把抓手。我们有理由对“一带一路”充满热情和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是轻而易举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基于中国视角，超越西方政治地理划分的区域概念和思路，是一项需要不断完善的战略构想，需要凝聚共识，聚焦行动，在坚定不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须加强危机管控和风险防范的研究，其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是巨大的。

中东的期待--合作取代暴力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是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尽管丝绸之路倡议仍是一项进展中的计划，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问题，重要的是强调了接触和合作的益处。而且这种益处甚至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其好处表现为：鼓励和平，特别在中东通过丝绸之路人们发现，合作和互相理解可以取代战争和暴力。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会赞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新角色，特别是美国政府中习惯于在该地区扮演唯一强大中间人角色那些人。虽然中东期待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能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但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在中东造成的失衡和美国的衰退引发中东不稳定的两极分化，大国博弈导致地缘政治争斗明显发展，转型国家仍处于艰难的重建过程中，各种矛盾叠加，政局动荡起伏，热点问题持续，突发事件频发，暴力恐怖活动猖獗，造成地区局势演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安全形势难以乐观。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上述原因，中国应该尽快完成”一带一路”从“构想”到”蓝图”具体化过程.必须准确全面地评估各类风险，在基本操作层面协调参与机构的利益与行动，认识到各种信用风险，应对可能存在的环境，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作好准备。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以及新孤立主义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在管控中东诸多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角色都将受到检验。

面临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西亚北非地区引发政治动荡。突尼斯总统外逃、埃及总统入狱、利比亚领导人被杀、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也门在国际社会干预下实现了权力交接，后来发生了也门战争。中东沿线国家因其政治转型、民族问题、社会动荡会发生剧烈的政策变动。政权变更、领导人更迭、民主化运动与民族分裂等政治风险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所必须高度重视的长期风险。

中东地区众多地缘政治破碎带，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不作为或缺乏控制力，部族政治、离心倾向严重，转型国家处于艰难的重建过程中，在国家“被转型”过程中充满了流血、阴谋、恩怨和复仇，撕裂的伤口没有愈合，强行缝合的结果导致内部加速腐烂，经济凋敝、民生凄苦、部落独大、中央羸弱、“基地”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横行……种种问题在国家“被转型”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导致的地缘政治争斗明显发展，政治上能否实现安全稳定是影响“一带一路”建成的关键因素。

二、国际恐怖势力构成安全风险。中东局势动荡、战乱与恐怖主义等安全风险，以及国际恐怖势力东向转移，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头等大事。中东地区是宗教极端主义原发地，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极端势力异常活跃之地。它们与“东突”势力结成实质性联系，既对陆上丝绸丝路构成安全挑战，同时还因“伊斯兰国”组织等激进势力正在从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向海湾国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蔓延。各国对打击这三股极端势力尚未形成合力，沿线各国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在内的三股极端势力对“一带一路”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问题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产生原因，而且经常有地区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与纵容，成为用以牵制该国或该地区的“可控混乱”。这让安全问题的解决面临极大的难度，尤其是当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被视为某种挑战西方的战略时，一些安全问题很可能被有意制造出来用以掣肘中国，中国企业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大风险。

三、各国经济机制差异带来的风险。各国经济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大的方面如政治经济体制上的不同，小的方面更多，具体如铁轨轨距标准之间的差异。如何在不同机制与制度中得到协调，都考验各国智慧。另外，丝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极大，如何防止各国共同合作变成中国单纯的输血，把“一带一路”看成是经济援助，“如何在中国出钱时，各国能够出力”将是丝绸之路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要考虑中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资源整合，要防止“一带一路”泛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相关省市出现“一窝蜂上，又一窝蜂撤”的窘境。由“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波动而带来的经济风险，是企业投身“一带一路”必须注意的现实风险。一方面，“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基础建设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国内经济状况受到国际资源、能源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勇敢地走向“一路一带”的同时，一定要未雨绸缪，对相应风险做到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四、法律风险。“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环境而带来的法律风险是企业投身“一带一路”所必须高度警惕的陷阱。由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在法律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同，因此，外国企业经常面临较为陌生的制度环境，并可能引起严重的风险。从目前来看，我国企业在所在国存在税收缴纳、金融货币、劳资关系、安全环保、招标程序、并购法律、国家安全审查、投资流程等多方面都面临诸多风险。一些国家虽然劳动力便宜，对于罢工权却较为保护；有些国家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日益严格；或由于发展策略的变化，对吸引海外资本的法律进行较大修改，存在比较严重的法律风险，一方面，这些国家司法机关不独立、腐败严重，政策不透明，属于高危国家。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政府公信力较差，经常有对国外企业的征收行为。一些国家还存在当地强权集团利用司法程序掠夺国外企业的现象。

五、宗教、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社会风险。中东“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在文化、宗教上存在自身的特点。其中，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几乎都是伊斯兰国家，其中的一些国家还较为保守，有着相当多的，不为中国企业所熟悉的文化禁忌。由于伊斯兰教存在教派林立、教派冲突的问题，不同伊斯兰国家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一些国家的经验往往并不适应于其所在国家。

比如，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虽然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同属于逊尼派，但是有些国家社会生活上却较为世俗化；如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则体现出民主伊斯兰的特征，其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程度较高；而阿拉伯海湾国家则极为保守，甚至还处于政教合一的传统状态。除了伊斯兰教之外，中东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其社会亦有相应的禁忌和习俗。我国的企业，长期处于无神论的市场环境之中，往往对当地宗教、文化缺乏敏感，极易与当地社会产生误解与冲突。加强宗教和文化差异研究，对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具有特殊意义。

六、中国传统外交遇到新挑战。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在中东地区将处于大战略核心的两难境地：中国一贯执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政策同时，寻求能确保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同所有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地位，同时又不需要“选边站”，在各方冲突中不支持某一方反对另一方，不让自己卷入复杂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在这项不卷入其中的情况下，加大参与的战略有其固有的风险和局限。首先，在一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中东长期保持中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但因美国遏华倾向的进一步加剧，尤其是亚投行、丝路基金及金砖银行的相继启动，美国加紧“抹黑”中国，以恶化“一带一路”软环境，如重弹“大国必霸轮”、诋毁中国民族宗教政策，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炒作“南海问题”等，以此混淆国际视听。

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4次否决西方发起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令一些阿拉伯国家不理解，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反对者不满。其实，中国行使否决权不应被解读为“亲阿萨德”立场，而是中国长期以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政策的体现。随着中东继续在种族、宗教和地缘政治上陷于分裂，中国的中立政策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具争议性。

“一带一路”需要和平环境

加拿大学者诺曼·佩特森今年1月25日在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文章说，通过覆盖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计划就中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计划开展合作，增加反恐与情报合作。中国承诺帮助阿拉伯国家保持政治独立，以和平方式管控并解决地区冲突，发展国家经济，维护它们的正当权益。文章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较以往有所放缓，但“一带一路”的前景却是令人向往的，因为中东地区对优质基础设施存在极大渴求，“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规模投资项目表明，在引领风气之先和规划未来方面，西方时代已经终结。

2016年5月12日，阿盟秘书长阿拉比在多哈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后会见记者时说，“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欢迎，为双方推动合作扩大投资规模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的关键领域，比如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以及中方提出的“１＋２＋３”的合作格局等等。”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和平、和谐的地区环境。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地位将得以提升，也可以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