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发展中巴经贸合作时需要对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中小项目、中小企业合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让广大巴基斯坦普通民众直接感受到中巴经贸合作的利益。倘若实施得当，“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但成功的前提是有效规避和消除风险，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和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面临的“三股势力”政治风险的缩影，也正是这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巴经济走廊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潜力、可行开发方式和重点发展方向。走向“有所作为”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有所作为时务必时时把握适度原则，避免滥用力量。

中国主张和方案背后蕴藏的中国智慧，对解决中东问题及其他国际和地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导向。一是标本兼治，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找到问题的源头，然后对症下药、综合施策，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二是强调和合，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主要手段。三是包容互鉴，这是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基本前提。很多国际问题难以解决，既与有关国家唯自身利益和价值偏好至上有关，也与不同文明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角度与方式存在差异有关。我们应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

国际社会在全球核安全治理方面需要新思路、新动力和新共识。首先，全球核安全治理机制应该超越“大国主导”模式，探索更加均衡、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其次，全球核安全治理应该更加注重发展议题，不应剥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借口。第三，全球核安全治理还应该与区域核安全治理相衔接。

政治上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难根除。他肯定能体会到将发展与美国合作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根深蒂固，知道要将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前进的主要国内障碍。否则他不会如此重视一位学者讲话引发的质疑，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宣传口统一口径，并亲力亲为，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发展与美合作的战略性。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这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中国减贫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经验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加强领导。加强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关键在干部，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此外还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其中任何一批脱贫都需要大量资金以及精心部署和有效实施。最后教育支持和产业扶持，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是扶贫、脱贫之本。

2016年外部环境相当严峻、极其复杂，中国大外交面临更多挑战。对此，2016年中国“大外交”唯有迎难而上、稳中求进，即为“十三五”开好局、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并通过“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以扩大国际经济影响力，通过应对地区与国际热点难点以增强国际战略主动权，特别是要强化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预防各类外部风险尤其是内外风险联动共振。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是沦为全球化的深刻受害者，继而演变为冷眼旁观者，而如今已成长为积极参与者。十七大以来，中国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基调。习近平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并筹建了亚投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打造利益、责任与命运共同体已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主题词。中国不是地区国际秩序中咄咄逼人的破坏者，但确实是积极稳健的参与者。当前，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呈现出东守、北固、西稳、南进的特点，既体现了中国发展的需要，也呼应了国际格局的调整。

中国外交很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政策和新机制都需要落实到细节上。中国外交最近几年迎来了很多新的概念、范畴、政策和机制，但每一个似乎都是点到为止，具体的研究很缺乏。对中国外交这些“新元素”，要进行精准的、细节性的评估。比如说，互利是在多大程度上的，共赢能赢多少。具体到海洋问题、朝核问题、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上，我们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或者可能是部分成功，都需要事先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精准评估。中国的外交未来应该更加开放，包括外交能力建设。只有在社会了解、公众讨论、学者认真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能力建设才会更好地提升。而外交能力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代表，外交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