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社会在不断思考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后会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会对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周边地区某些国家，由于受西方反华宣传的长期影响，也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感到不适，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形式的误解和误判。有鉴于此，我们要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毫不动摇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激流勇进：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提升包括创新能力、国防能力和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治理、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随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全面复兴这一伟大目标，矢志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尤其是“中国梦”提出以来，中国人民迸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和发展潜能，“一带一路”倡议很快成为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计划。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后会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会对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并庄严承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都是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不忘初心，永远高举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大旗。

和平立国：坚持独立自主

如众所知，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确定，新中国成立后，将在外交方面实行“一边倒”政策，即在国际斗争中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未排除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49年4月，针对美国私下请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交一事，毛泽东在内部指示中表态：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必须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即“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可见，新中国当时提出并执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方针为前提的。基于这一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很快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与周边乃至欧洲地区近20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同英国、荷兰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外，当时“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

当然，新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放弃以军事手段和战争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1950年，当美国将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新中国家门口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争取东北亚和平与稳定而奔赴朝鲜战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三年之久。

实际上，自朝鲜战争爆发时起，中国就积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并为和平解决冲突做了最大的外交努力。毛泽东自己总结说，“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特别提出，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可以与它“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对毛泽东和平立国、和平至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思想及其相关主张，研究得不多，宣传得不够，听任西方势力给毛泽东和新中国带上“好战”帽子而无动于衷。这一历史教训必须汲取。

和平共处：争取良好环境

1953年朝鲜停战后，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出现一些新情况。如何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妥善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的各种问题，成为新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当年底向印度提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在中印、中缅两份联合声明中，以共同倡议的方式确认了上述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这时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并且继续发生着更加复杂的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实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在逐渐调整。争取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开始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征。

新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包括多方面内容。首先，中国主张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其次，中国主张各国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务实合作，即在各自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建立贸易关系。毛泽东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再次，有关国家要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和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于那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

当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在处理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与东欧地区某些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波兰、匈牙利等国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中国全面分析了苏联与所谓“兄弟国家”的关系特点，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也必须遵循和平共处原则。

这一时期，中国周边环境和国际总体形势非常复杂，西方反华势力宣扬和渲染的“中国威胁论”还有相当的市场，中国倡导并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并非一帆风顺，与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邻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甚至发生过一些短暂危机。但总体上看，毛泽东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这一战略思想没有根本动摇。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方面受到的干扰已基本排除，对外工作中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和说法得到纠正，在推动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等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随着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世界上出现“雪崩式”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就连长期敌对的中美两国，也开启了相互交往的大门。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处境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大国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中国领导人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和结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

这一时期，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和平发展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与美国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欧共体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走向纵深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关系回归正常，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以全面理顺。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战略依托的基石作用更加可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终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陷入低谷。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内部困难，试图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即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遇到西方对华孤立、封锁和制裁所造成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

这一时期，围绕打破西方制裁、反对新冷战的斗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上变得更加成熟和丰满。邓小平首先大义凛然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同时又指出，“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兼顾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这时，中美关系无论对双方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已发展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邓小平指出，中美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但“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还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他还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实行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中国顶住了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同原苏东地区各国新政权和新国家普遍建立了新型友好关系。不仅同俄罗斯及与中国接壤的中亚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而且与俄罗斯建立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联手中亚国家建立了总部设在中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同欧盟、东盟等其他各种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关系都有长足发展。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同美国的关系虽跌宕起伏、一波多折，出现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南海撞机等重大事件，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有理有利有节，在斗而不破的轨道内曲折反复地持续发展。

和平崛起：推动人类进步

进入新世纪，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时俱进，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这时，中国已经进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并且继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一是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断增大，二是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发展进步的影响在同步增强，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动关系变得日益紧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本质特征的新型大国外交应运而生。这种外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捍卫中国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为宗旨：“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社会阐述了新文明观、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新合作观，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打造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和新理念。特别是2014年提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迅速取得一系列早期成果。亚投行顺利建成，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可是，近年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聒噪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一时间又在西方沉渣泛起，似乎有了新的传播依据和理由。在某些反华势力看来，不仅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就连中国的改革成果、经济成就、治国理政经验、核心价值观体系和对外文化交流之道，都可能对西方构成现实的威胁和挑战。遗憾的是，中国周边地区某些国家，由于受西方反华宣传的长期影响，也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感到不适，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形式的误解和误判。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在“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提出了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六项新的主张。

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在对外宣传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开展释疑解惑工作，深入细致阐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毫不动摇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原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转自察哈尔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