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G20峰会即将在我国杭州召开，G20作为3.0版全球治理时代的标志性机制，已经在而且将继续在国际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和美国是G20机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G20机制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在治理理念与机制方面，中国正通过积极倡导构建2.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全球治理创新做出独特的贡献。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摆脱原始的“丛林状态”，国际关系开始从无序竞争的残酷淘汰赛，进入有序竞争的和平排位赛。“谈判斡旋、尊重边界、外交豁免”等新理念开始成为指导当时国际关系的全球价值观，标志着全球治理开始进入1.0版时代。然而，落后的1.0版全球治理未能阻止后来的国际纷争与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浩劫，直到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才标志着全球治理开始进入2.0版时代。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准世界政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国协调、危机管控、贸易平衡、区域一体化”等全球治理观念深入人心。同时，这一机制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进一步“扁平化”，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显现。2001年“9．11”事件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彻底撕裂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表明在安全问题上如果国际社会不加强合作将无国际安全可言，它要求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要更加深入的协调，但同时它也暴露出2.0版全球治理体制的力不从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暴露了2.0版全球治理的巨大缺陷——西方大国话语权过大，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和贡献被忽略，国际金融体系监管缺位，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世界经济秩序严重不平等。在这场空前严重的危机打击下，世界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衰退，已有的西方大国协调机制（G7）无力应对。在此大背景下，2008年11月国际社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G20首次峰会。笔者认为，这次峰会标志着全球治理开始进入3.0版时代。3.0版全球治理的最大特点是西方国家的作用整体下降，新兴国家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的协作程度和国际受益面达到历史的最高点，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呼之欲出，而G20机制正是新时期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代表。

G20作为一种国际合作机制，滥觞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初始形态为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各自问题的论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逐步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迄今已举行了10次领导人峰会。在G20近几年的进程中，各国领导人围绕如何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再平衡、促进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等重大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目前，G20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约占全世界的2/3，成员国遍及世界五大洲，而且每次峰会均采用较民主、较高效的“三驾马车”式的管理方式，即在每次峰会召开前，本次峰会的主办国都要与上一次以及下一次的峰会主办国三方一起协商会议的议题、议程和会议声明，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达成共识。因此，可以说，G20体制具备了良性全球治理机制的两大特征：合法性（legitimacy）与有效性（efficiency），可视为未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当前由于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的激烈博弈，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不和谐，中美之间似乎只有现实主义才能解释，但笔者认为如果只有现实主义，那么中美关系注定是悲剧结局。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成功大国，有责任、有义务引领中美关系朝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笔者认为，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充分利用G20体制框架来构建，因为G20框架已为中美两国的长期战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首先，中美两国在G20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基础。中国是G20体制中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美国则是影响力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成熟经济体（Established Economy）。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约占G20国家的50%，对G20体制的成功运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中美两国合作，G20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中美两国在G20体制内没有结构性矛盾。美国是现有国际制度（含G20）的主要设计者和主导国，它希望能维持制度的稳定，以获取稳定的长期收益；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对现有国际制度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在G20框架内，中国还只是个谨慎的倡议者，中国始终秉持促进合作、和谐发展的理念，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中国主张国际治理机制应做出适当调整，但不谋求改变现行规则体系的基本原则。这正如近期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所指出的，“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让13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因此，在G20框架内，中美之间没有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具有很强的合作动机和潜力。这也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地方很多”。

第三，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对G20体制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即使是多年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小布什总统，也对G20峰会体制厚爱有加，首届G20华盛顿峰会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中国领导人则对G20取代G7充满期待，也积极配合和支持G20的运行。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种政策偏好，是中美两国在G20制度框架内构建合作博弈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基础。未来中美两国可以G20为平台，展开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在G20的机制化、成员国资格和议题设定改革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明晰和增强G20的制度设计，使之成为保障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制度设计。

在G20框架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1.0版和2.0版。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的国事访问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元首的首次正式会晤，其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要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可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雏形，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始进入1.0版阶段。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正式提出要建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庄园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逐渐达成共识，其基本内涵明确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互利共赢”到“合作共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视为2.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始。

1.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属于已往我们所强调的“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传统范畴。然而，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因时而异的，是变化不定的，是易变的，这正是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波动的根本原因。要想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除了现实国家利益之外，还要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价值观。笔者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了要重视现实利益因素之外，还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因素，这是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3.0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不能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Global Value）。全球价值观包含的面很广，除了“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等价值观念外，习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之，大国将继续在3.0版全球治理时代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世界疾病防控、国际维和、国际金融安全、国际贸易平衡、世界能源安全、国际恐怖主义、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移民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大国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G20框架下，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大国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地位将大大上升，这将使得两国之间的共性（尤其是维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方面）在增加，这为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相信，2016年G20杭州峰会将可能成为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正如近期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赖斯所指出的，中美要充分利用G20峰会的机会，着力增进互信，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