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启动中美缓和进程迄今，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和界定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而且必须由两国共同界定。中美均为核大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赖、人文交流非常频密、对话机制众多、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而且应该走出“旧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徳陷阱”。谨慎避免冲突，务必防止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有效管控分歧，这是中美在竞争状态下重构战略稳定关系的必由之路。

中日能否处理好彼此认识和定位的问题，一直构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重大要素。当前中日在现实中再度进入相互认识的调整磨合期，面临是敌是友、坚持合作还是实施对抗的战略选择。今后中日关系能否摆脱“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怪圈，最终走上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目前的半岛局势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对中国而言，由于朝鲜的反转外交是计划性的，其无核化意志无法得以验证。无核化可能要进入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中方一方面应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另一方面要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应以中朝俄韩形成合力为基础，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在朝核问题上不应把美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今天的非洲是“充满魅力、潜和希望的大陆”。非洲在涌动，正处于腾飞的前夜，变革、开放、发展是非洲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非洲具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正在崛起。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的技术、装备、能力、资金优势，可以助力非洲的自主和持续发展，其发展经验更能支持非洲的快速进步和崛起。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地缘经济行动，防止中国力量渗透到印度东北地区。在多边合作领域，只要是有中国参与的南亚区域多边合作，印度基本上都持消极态度。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用过于紧张，我们要防止的是印度外交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中国要和其他南亚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协调行动，采取相应举措，防止印度的冒险行动。

2017年到2018年初，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继续加速，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为突出。然而，世界经济整体上呈现同步增长，各类不同经济体上升势头有望保持。二战后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进入分化、重组时期，这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则致力于携手国际社会，努力塑造和引领以多边合作、共同发展和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目前，这种安全治理体系正在解决诸多全球安全问题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多种多样，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需要平衡推动全球化和补偿国内受损者这两个不同的目标。过去40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不断提高，这是中国能够成为开放世界经济的强力支持者的重要原因。中国倡导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可持续增长兼顾了开放经济与社会稳定的两方面考虑。经济民族主义解决不了当前一些国家的困境，重新思考国家治理方式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以下重大举措。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

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实力增长和行为变化的必然结果。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控制边界就成为重要而艰难的选择。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应该是一种有限的战略竞争，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应该是主要领域。为此，中国应该避免两国滑向全面战略竞争，尤其是要避免进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轨道。此外对中国而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避免扩展到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