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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深春:摆脱中日关系恶化与改善循环怪圈,“互不构成威胁”是关键
发表时间:2018-05-14 16:54 来源:国际网
中日能否处理好彼此认识和定位的问题,一直构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重大要素。当前中日在现实中再度进入相互认识的调整磨合期,面临是敌是友、坚持合作还是实施对抗的战略选择。今后中日关系能否摆脱“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怪圈,最终走上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5月8日至11日,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八年首次访问日本(上次是2010年5月),也是自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双边关系跌至历史谷底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

李克强总理访问期间,与安倍首相举行了会谈,拜会了日本天皇明仁,会见了日本国会及朝野政党负责人,出席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约40周年大型招待会并发表演讲,并赴北海道访问,与安倍一起出席“中日省长知事论坛”。李克强总理同日方领导人就增进政治战略互信、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实现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深入交换意见,就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两国文化、媒体、青少年、地方交流等达成共识。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对话与互访的恢复是中日关系改善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国际多边场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共同稳定、改善中日关系交换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此次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日,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下步中日关系发展明确方向。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中,双方相向而行的努力正在使改善与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的基本特征。这种变化背后驱动的原因,既与中国自身稳定发展壮大、领导人亲力亲为、外交职能部门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也是安倍政府此前实行对华围堵、对抗政策碰壁后在内外压力作用做出的新政策选择,也显示出中日关系的深厚基础,符合两国人民、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于结构性矛盾

过去八年中日关系经历的跌宕起伏,只是中日关系自冷战结束后进入矛盾多发期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循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曾经历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蜜月期”,至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达到顶点。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就进入起起伏伏、时好时坏矛盾多发期,几乎是每隔六、七年就要经历一个“恶化-改善”的周期。

究其根本原因,既在于中日之间存在历史认知、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等固有分歧,更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两国关系事实上进入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之中。

具体而言,这些矛盾就是冷战结束两国共同安全利益(防范苏联)下降后出现的“安全困境”、两国都致力于成为大国和对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竞争而产生相互冲突、两国实力对比接近并逆转而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两强并列的局面、中日两国政治、社会状况变化及媒体影响等复合因素而导致的双方国民感情恶化。

在上述结构性矛盾面前,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放大为彼此难以妥协和让步的程度,甚至彼此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解读为是针对对方。正因为如此,历史、钓鱼岛、台湾问题等一直横隔在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在冷战期间都没有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冷战后就变得难以妥协和克服。

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相互认知与定位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6年来的历史表明,中日能否处理好彼此认识和定位的问题,是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还是对手甚至敌手,是将对方发展视为机遇还是挑战甚至威胁,一直构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重大要素。当前中日在现实中再度进入相互认识的调整磨合期,面临是敌是友、坚持合作还是实施对抗的战略选择。

就日方而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是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最重要课题。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后,对日本的冲击及其巨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最近几年,“中国威胁论”开始变种为“中国霸权论”和“中国傲慢论”。日本对中国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存在误解。

尽管日本安倍政府正寻求转变对华政策,但日本国内一些政治精英和部分主流媒体仍在以陈旧的冷战思维对待中国,整天在琢磨如何牵制防范中国。总体而言,日本的对华战略认识和心态中仍存在非理性情绪与冷战式思维。

就中方而言,如何看待日本在冷战后加速推动“正常国家”道路和实现政治大国的述求,也是一项重要课题。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低姿态主要源于其自我约束和美国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了经济大国头衔的日本,要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呼声非常强烈。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希望日本发挥更多国际作用的期待。

同时,和平主义在日本深入人心,日本的内外环境决定了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如何引导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是中国今后在与日本互动中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何走出“恶化-改善”循环的怪圈

围绕中日的相互定位,其实早在2008年,中日两国政府就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对新世纪两国关系进行了明确定位,强调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然而,从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形势发展中不难看出,这个重要共识并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特别是日方未能解决好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中日关系能否摆脱“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怪圈,最终走上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已逾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改善和发展重要契机。《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明确提出发展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未来。

新的形势下,双方应努力在政治安全领域开展正面互动,尽快加强对话沟通,找到符合时代潮流与两国各自利益的新的相互定位。今后,双方应该重点从四方面推进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

一是加强双方战略沟通,不断增进政治互信。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今年底或明年初,中国将举办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安倍首相将出席并可能实现首次正式访华。明年6月,日本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双方应抓住今明两年重要契机,加强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高层引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同时,保持政府、政党和会议交流,开展外交当局、防务安全领域对话,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内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化解彼此疑虑,防止战略误判,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让彼此走得更近,而不是渐行渐远。

二是切实管控矛盾分歧,稳妥处理敏感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分歧在中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这就需要双方保持耐心,努力寻找切实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使这些矛盾不激化,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历史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承诺,慎重妥善处理。东海和钓鱼岛存在潜在风险和挑战,双方应切实遵循四点原则共识有关精神,利用“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及本次访问期间正式建立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等做好危机管控,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

三是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利益交融。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新形势下更应该发挥其“助推器”作用。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双方应落实好上述协议,积极开展节能环保和先进制造业合作,拓展新兴服务产业和创新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中日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中日共同繁荣。同时,亚洲经济一体化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引领,双方应携手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程,利用“一带一路”新平台力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四是加强民间友好交流,增进国民间感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中日友好的未来也在民间。2017年,中日间人员往来首次突破一千万。两国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两国民众双向往来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推动国民大交流,特别是青少年、地方和草根阶层的交流,引导更多民众关心支持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改善夯实社会基础。

(作者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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