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半岛局势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对中国而言,由于朝鲜的反转外交是计划性的,其无核化意志无法得以验证。无核化可能要进入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中方一方面应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另一方面要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应以中朝俄韩形成合力为基础,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在朝核问题上不应把美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中朝关系急遽转圜,无疑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添加了新的变数。中方认为,中朝关系发展必将“为朝鲜半岛局势的进一步转圜注入关键性暖流,对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产生历史性影响”。不过,我们在对中朝关系发展进行乐观评价之前,首先要对当前半岛局势新局面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需研判在朝韩、朝美将举行首脑会谈之际中国所处战略环境,以及面对半岛新局面中国所应扮演的角色等。 精心设计的战略举措 朝鲜前驻英公使太永浩早在2016年底就曾表示,朝鲜核导计划是有时间表的,而2017年是个关键之年,朝鲜将把半岛危机推向高潮。的确,2017年朝鲜接连试射导弹并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战略态势应对美日韩的军事威慑,双方“敌意螺旋”不断上升,半岛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然而,2017年11月29日朝鲜成功试射“火星-15”型洲际导弹后,金正恩“自豪地宣布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历史大业、火箭强国事业今天终于完成”,朝鲜认为已具备了扭转危机局面的基本条件。2018年是朝鲜建国70周年,2019年又是中朝建交70周年,再考虑中韩建交之后的中朝发展轨迹,笔者曾推断,朝鲜有可能主动开展全方位友好外交(见本刊第1期笔者文章)。因此2018中朝关系的转圜在一定程度上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国是朝鲜打开孤立局面的重要对象国。虽然中国显示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稳定的战略决心,但朝鲜认为自身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也知道中国在半岛问题上面临的局面,因此朝鲜可以借此以“从易到难”的方式为其核与经济同时发展的“并进路线”打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韩国则是转圜局面的首选。2017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把核问题纳入半岛统一框架之下,显示出较强的改善朝韩关系的意愿。因此自金正恩通过新年贺词宣布“出于民族之大义,愿意改善北南关系”以来,朝韩关系出乎预料地急遽反转。这对朝鲜带来诸多利益:打出“民族牌”,改变多年来已被朝核问题以及由于双方长期对峙而跟自己相去甚远的韩国内部舆论,为今后朝韩关系发展打好“民意基础”;使美韩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分歧凸显,撕开“反核阵线”第一个口子。而从朝鲜国内层面来看,2018年4月底举行第三次朝韩首脑对话具有很大象征性意义,因为此时正好是朝鲜举行“南北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70周年,金正恩可以借此机会从“国家领袖”跃升为“民族领袖”。更重要的是,朝鲜把半岛局势从战争边缘重新拉回到稳定轨道,为今后进入对话模式创造条件,而且这也符合中国的一向主张。 朝韩关系反转之后,朝美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3月8日郑义溶访美,向特朗普转达了金正恩希望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意愿。特朗普表示愿在5月底之前同金正恩会面,以推动“实现永久无核化”的目标。 美国同意进行朝美首脑会谈之后,朝鲜进入缄默状态。对朝鲜来讲,“该来的来了,但似乎来得有点太早”。因为正式进入谈判模式之后,围绕更具现实性的问题双方必然要严重对立,那就是如何实现无核化(美国)和如何保障体制安全(朝鲜),即解决半岛问题的路线图问题。由于美朝双方积怨至深、严重缺乏相互信任,美国不想重蹈“六方会谈”覆辙,因此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想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2018年1月召集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等20国外长会议呼吁严格遵守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第八轮对朝单边制裁措施、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要发起异常运动,(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所谓“鼻血战略”(尽管美国否认)甚嚣尘上。朝鲜发出弃核意愿后,美国甚至认为这“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有关”。这样的一种形势对朝鲜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在中朝关系出现反转之前就拉开朝韩、朝美对话架势,半岛局势很有可能成为美朝韩之间的博弈,那么朝鲜必将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朝鲜急需中国的战略支援。正如金正恩在访华期间所说:“如果南朝鲜和美国以善意回应我们的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半岛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在这一进程中,朝鲜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第一,在2017年把半岛核导危机推向高潮后,再在2018年再来个外交大反转,是朝鲜早已计划好了的战略性举措;第二,朝韩关系大反转以及金正恩无核化表态,与中方维护半岛稳定、实现无核化的基本原则相符合,这样,金正恩访华的条件就基本成熟了;第三,朝韩、朝美首脑会谈进展出乎朝鲜战略预计,面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朝美博弈,朝鲜急需中国的战略支援。这就是金正恩在此时访问中国的主要原因。 半岛局势新特征 当前半岛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留意: 第一,解决朝核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更加艰难,如果本轮无核化机遇失败,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拥核”地位。目前朝鲜核导技术跟“六方会谈”时期大不相同。2017年朝鲜展示了在核武器小型化、火箭发动机等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2017年9月3日朝鲜第六次核试验时地震震级高达6.1级以上,当量估算超过200-250千吨。2017年7月4日与11月29日朝鲜先后两次以高角度方式发射洲际到点,换算成正常角度试射,则计算射程远达11000-13000千米,可覆盖美国全境。金正恩在2017年12月11日召开的朝鲜第八次军需工业大会上宣布,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开发原子弹、氢弹和“火星-15”型洲际弹道火箭等新的战略武器系统,成就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大业,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昂贵的代价,通过殊死的斗争争取的伟大历史性胜利。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还强调:“核武器研究部门和导弹工业部门要加快脚步大量生产威力巨大、值得信赖的核弹头和弹道导弹,并进行实战部署。同时,应时刻保持即刻核反击姿态来应对敌人们的核战争阴谋。”朝鲜还认为:“2017年朝鲜旨在加强国家核武力量,密集、接连采取措施。从宏观层面来看,氢弹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实际上是迎接2018年大事变、朝鲜半岛从紧张对决结构走向缓和对话局面的信号弹。这些都是出自领导人的远大构想。”可见,朝鲜这次主动做出的反转外交与其说是抉择,不如说是一种谋略。朝鲜要以“拥核国家”身份同周边大国周旋,试图通过“阶段性、同步”的方式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朝美之间极度缺乏信任的状态之下,任何一个承诺的缺失都有可能把整个解决进程推向破裂边缘。 第二,朝美围绕无核化“路线图”矛盾将更加尖锐,朝美博弈存在不确定性。韩国将在6月举行地方选举,朝鲜将在9月庆祝建国70周年,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美朝韩三方都希望上半年在首脑会谈上有所收获。如若朝美双方达成原则性共识,那么无核化进程很可能要进入持久战阶段。在美国决策层内保守强硬力量不断集结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极限施压”政策。近期迹象表明,特朗普正致力于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若朝鲜拿不出诚意,动武仍然可能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选项。 第三,中朝俄韩在半岛无核化路线图层面存在较大共识,具备形成合力的条件。朝鲜声明通过“阶段性、同步”实现“领袖遗训”。4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以习近平主席特使身份访问俄罗斯,并同俄罗斯在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路线图问题上达成共识:坚持无核化大方向;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进”;坚持分阶段、同步走、一揽子解决的推进思路。而韩国文在寅政府早在去年7月的“柏林构想”当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第一,不追求朝鲜体制崩溃,不搞“吸收统一”;第二,通过阶段性、一揽子解决方式,实现可保障朝鲜体制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构筑永久性和平保障体制;非政治性交流合作与政治、军事局势分离对待,以保障(双方交流的)一惯性等。由此可见,在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朝韩俄形成合力的空间较大,这也为中国主导半岛无核化局面提供了平台。 中国的政策考量 目前的半岛局势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中方需要继续努力。 第一,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不得存在“集体失忆”现象,反核立场必须要坚决。虽说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和美国,但朝鲜的核活动以及半岛的动荡已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构成潜在威胁。自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以来,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余震多次,最高震级为4.7级,方圆36平方公里范围的山体出现垮塌、崩裂和滑坡现象,更严重的是潜在的核泄漏可能。2009-2012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若中朝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甚至分歧加剧,中国的所有努力均有可能化为泡影。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被认为在半岛问题上需要负更多责任,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必然要使中国面对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朝核问题不解决,所谓中朝“传统友谊”只能变成虚实难辨的政治话语。 第二,必须要推动“不可逆”的无核化进程。朝鲜的反转外交是计划性的,而且朝鲜一直是在缓和—紧张—缓和的历史链条中“完成”核导目标的,其无核化意志无法得以验证。无核化可能要进入漫长的历史进程,其间美韩政权更迭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相互背叛等诸多变量都有可能影响既定路线图的顺利推进。因此,中方一方面应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以实际行动推动“双暂停”倡议的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要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 第三,以中朝俄韩形成合力为基础,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不应把美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中美之间必须要加强沟通。如今,尽管中美矛盾日渐突显,但中美关系仍然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朝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东北亚核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大国协调,而中朝俄韩的合力应成为中国主导局面、与美方进行斡旋的重要基础。 (作者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