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此次出访是崛起大国的开拓之旅与希望之旅，看点、亮点很多，备受国际社会瞩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绝非“真空”里的实验，中国崛起与外部环境必然相互作用与影响，外界的误解甚至曲解在所难免，运筹中外关系需要大智慧与大战略，应全力增加“正能量”，尽量减少“副作用”。致力于中外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更有利外部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3月下旬将在南非德班举行，这也是金砖国家第一次在非洲大陆新兴经济体国家举行，这样的重要会议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习近平主席将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在把金砖合作“辐射”到非洲大陆发展方面将有更大作为。

朝鲜宣布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全面反思对朝战略和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契机。崛起期的中国，其朋友正在日益减少，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撇开对朝战略的多重尴尬，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另一个致命“软肋”或“硬伤”，是所谓“经济决定论”，即凸显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或以经贸作为“战略之矛”或“战略之盾”。中国外交没有在绑实与有关国家的共同战略利益方面做足文章，更没有将经贸利益从属于战略利益，而往往将经贸利益和其他相关利益误定义成战略利益。中国的外交当局必须有相关的视野，高屋建瓴地来审视中国对外战略未来十年的挑战。不然，未来十年依然是艰难的，而且可能还会更艰难。

维也纳会议(CongressofVienna)以来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来规范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则的基本前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技术进步意味着，如今这些游戏规则正受到严重削弱。国际体系正面临风险。真正对等的新游戏规则的出发点必须是平静而坚决的威慑手段——包括加大努力，可信地分辨肇事者，以及随时准备发起同样性质的报复行动。如今，对这种新游戏规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功不可没。邓小平在外交上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十八大后，中国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今后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重温邓小平三十多年前，在谋划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时，外交上的思考和行动，以及他的大思路，是十分有益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有利于保持中国发展势头、开放势头、合作势头的事，都应当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去做；一切不利于保持上述势头的事，都应当坚决摒弃。继承邓小平的外交遗产，这是对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最好的纪念。

中朝关系核心在哪？与中苏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中朝关系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这种关系与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内在结构也不一样。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来处理问题，才能摆脱被动位置。本文深刻分析了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下旬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高调宣布“日本回来了。安倍此次的华盛顿之行可以说“火力全开”，是有备而来要与中国“撕破脸”。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中伤和指责让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日本准备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和中国“决裂”。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实在让人愤懑而又忧虑。对于安倍政府在日中关系上情绪化做法，中国政府和社会一定不能“自乱方寸”。对于安倍狂妄的政治和外交挑衅，北京最好的回答是：“没空陪你玩”。

对美国“重返亚洲”中国要有忧患意识，但也不值得过虑。美“重返亚洲”本质上是“战略焦虑”，“以攻为守”，再加几分“神经过敏”，而且是“战略预警”的因素大于现实军事部署的成分。因此中国应胸中有数，从容淡定。他挖他的战壕，我搞我的发展，不要让美国的行动搅乱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经济发展这个主轴决不能动摇。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美国独霸与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结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叠加演进，中国持续快速崛起引发中外复杂互动与内外紧密联动，机遇期同时也是风险期。中国外交须直面以下五大“落差”，正视问题与矛盾，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开创和平发展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