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见证的中国的新姿态，部分是其持续密集的内部论争的结果，表明更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目前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政策强硬化，并选择性地向世界炫耀实力。尽管目前中国国内似乎都一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深陷冲突的崛起中大国，面对许多国际竞争对手。但在这一空前复杂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和参与者。

 

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往往显得多变和相互矛盾。了解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学术派别对于预测北京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矛盾和多面的行为将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每种学术倾向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都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其作为一个主要崛起大国的角色作出这么广泛、生动、多样的阐释。中国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都在踊跃地争论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会、危险、风险和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官方观点仍然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是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否认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认为它最多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虽然这些传统的身份定位在政府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继续被阐述，但最近其国内的大多数观点都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或者至少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因此，最近几年人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变成了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了。

 

进行这种自我反思的讨论的大国或者有抱负的国家即便是有也为数不多。中国甚至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如何”系列书籍，探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虽然这样的讨论主要源自半官方的政策和学术团体，但随着200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12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个讨论也扩展到全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片子。它播出了好几次，描绘了其他现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和美国)崛起的条件，从而对中国的崛起进行脉络化的分析，并试图从这些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虽然该系列主要关注的是导致大国兴衰的条件，其最后一集的主题却是如何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主要大国和主要的崛起中大国之间的“不对称性陷阱”，历史上，后者总是挑战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造成紧张、竞争、冲突，甚至战争。

 

CCTV 系列问世之后，在 2005—2006年间，学者们就这个主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一系列的主题演讲。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精英，最近几年一直忙于预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困境。

 

了解中国国内有关讨论的内容和谱系对于了解中国人自身所面对的困境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被快速推到国际舞台中心的。很明显，中国对其新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准备好，它的崛起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对于中国人来说，突然要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以及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作用和责任的要求，是相当棘手的。那么，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今天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呢？

 

 

在中国的有关讨论中，观点和分析明显存在派别或者“倾向”。虽然看法不同，但认为这些派别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是互补的。此外，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官员往往是折衷的思想家，虽然深信某种理论学派，但常常发表与其他学派相似的观点。

 

中国普遍存在认知复杂性。人们还发现，不同学派与研究机构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可以说这个机构是“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机构是“全球主义的”，但并不是那么简单。各种理论和研究机构相互交叉。

 

由于存在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官方政策说明了这一点，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显然是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根据笔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了解和互动，有七个显而易见的不同观点。这个谱系包含了从极左的孤立主义的观点到极右的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机制的观点。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分布着从更现实主义到更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学派。

 

 

在频谱的一端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合。该学派不信任外部世界，寻求完全的民族独立，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该学派大力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该学派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倾向。本土主义者是一个分散在多个研究机构里的松散的联盟，事实上它的很多主要倡导者是独立的学者。

 

本土主义者是国内政策辩论中“新左派”的双胞胎。双方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的 30年侵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完整性，使中国文化受到外国的不良影响和腐蚀，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独立。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从未向世界敞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国内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和平演变”是其国内主要威胁。因此，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主张的主要政策重点应该是反和平演变和关闭中国的大门。

 

国际事务方面，本土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通过努力而消除贫困，而是需要对全球秩序作出根本改变，将北方国家的收入和资源再分配给南方国家。在这方面，他们与“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一致(见下文) 。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的过程，类似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给了这种观点底气，因为很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把世界经济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1917年的预言。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战争表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终结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新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许多有关“新帝国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的复兴。虽然他们的分析多数仍是20世纪80年代分析的老调重谈，但这些学者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太软，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种错觉。本土主义者有超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美思想。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全球角色的议题中占据主要地位。现实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世界观长达数个世纪，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民族国家作为其核心分析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有关跨国问题的议题。和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是无政府主义和不可预测的，从而重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抵御外界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细分为“进攻”和“防守”，或者说是 “硬”和“软”两个阵营。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构建自身的实力，将他们的观点区分开来的是运用国家力量的目的。主张硬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主张软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外交和文化力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新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从根本上迫使他国服从中国的愿望。他们认为，不用的权力是毫无价值的。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迫使华盛顿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或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军事存在(特别是海军) ，迫使美国停止接近中国的海岸线。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赞同中国应该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主要是为了“有备无患”，即阻止侵略和台湾独立。

 

现实主义者存在于整个军队、一些大学和智囊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期刊和书籍充斥着强硬的现实主义语气。一些平民学者，也自称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和平崛起”是一个危险的理论，因为它给潜在的敌人(包括台湾)的讯息是，中国不会武力保护其国家主权和利益。“和平发展”的观点，与“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论调，误判了国际形势，并可能导致中国出现政策失误；认为中国的对美政策应该更加自信，坦承“美国长期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应该对美中关系的状态感到不满。它不是一个良好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傀儡”；认为多极化是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中国所面临的来自美国霸权的严峻挑战，放松了中国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