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来到世界舞台中心，是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发展带来的结果。过去几年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大大加快我们来到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以为，我们需要逐步克服弱国心态，摆脱惯性思维。

“睦邻友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国策。中国外交既有继承性，也有很强的创造性。现在，时代变迁量变进程正在加速发展，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高瞻远瞩，从战略上规划远景和路线图，努力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或曰奉行“外交新政”，拓展更宽广的周边阳关道。

中国周边环境扑朔迷离、复杂多变，既要看到其中有利于中国崛起与地区和平发展的机遇，更要辨识或明或暗的挑战。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趋势，中国应强化周边战略运筹，既要着眼“大周边”，又要细化周边“大战略”，通过主动经营与积极作为，赢来周边环境的根本性好转。

中国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来建设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同盟，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但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建立针对美国的同盟，否则就将形成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不建立同盟，中国也无需承担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中国所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政策会促成美国同盟的最终无效化。

一直主张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拓展，从而更好地指导外交实践的王逸舟同样注意总结、提取实践中的经验为理论所用。光明网记者对这位“学院实践派”的专访亦围绕此类话题展开。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着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一方面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另一方面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却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反过来对朝鲜战争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后果？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以及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在很多阴谋论者看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终极真理。可是，这些人未必知道，在朝鲜战争结束到尼克松访华之间的近二十年间，中美虽然在正式场合不断互相指责，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冷战期间中美的对立竟然会走向缓和，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的说法）。

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能决定的，一厢情愿是行不通的。要与资本主义大国做到平等地打交道，凭靠的是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两制国家之间相处还必须奉行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基本原则。

8月20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关系新思维”研讨会，张德广理事长作总结发言，要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