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海上战略互动急需探索新的互动模式：首先，中美需要重视双方思维和逻辑的差异，在未来交流过程中，彼此都需要认真学习对方，甚至要学会换位思考。其次，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只能管控不能回避。第三，双方需要进行真正的海上战略与政策对话。最后，中美需要开放共存的地区海上秩序。

当前南海地区的权力分配、规则制定、话语权塑造比较活跃，导致各利益攸关方进行新一轮激烈博弈。今后一段时间，南海形势趋稳向好的大方向不大可能发生逆转，但同前两年相比，会呈现“稳中有乱、时有升温、竞争加剧、分歧凸显”的特征。未来南海长治久安迫切需要机制与规则的支撑。

2018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海上合作”与“制度建设”成为驱动南海形势向好发展的“双引擎”；但另一方面，影响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的诸多消极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军事博弈”与“规则之争”也成为南海秩序演进中的新常态。

2018年不仅美国军舰持续和高频率进入南海，而且美国还拉拢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及日本在该地区炫耀武力，使南海海上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同时，随着中美海上较量升温，原先那些旨在管控中美两军海空意外相遇规则的措施，已难以满足需要。中美目前需要更加及时和全面地在南海地区推行“信心建立措施”（CBMs），降低彼此的战略互疑、抑制双方可能引发的冲突。

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从本质上来说，澳大利亚目前的行为具有典型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特点：即通过“两面下注”获取最大利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澳大利亚毕竟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在南海并没有事关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最大利益，还是得确保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自身沦为西方集团在南海地区挑衅中国主权的马前卒，而为其火中取栗，陷入“选边站”的两难境况。

在中美有关海洋秩序对话的议题设置中，我们自己要采取主动，走出被美国设置那些不太容易解决的议题牵引的被动局面。而且，就像本文所回顾的，历史证明在划界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开展合作的。北极理事会的治理模式移植到东海和南海，这样，美国可以参与，但其权益要受到一些限制。各方共同走向以规制为基础的互动与合作。

众所周知，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加以维护。中、美两国应相向而行，相互尊重，相互关照，相互调试，加强沟通，避免误判，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从大的战略取向来看，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对抗，但由于在南海的战略定位和利害关切不同，中美难免会产生碰撞和摩擦；最终能否摸索出一条良性互动的共处之道，端视双方能否突破战略互信缺失的瓶颈，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管控矛盾和分歧，实现基于规则的利益趋同。

东盟主席声明提供了东盟南海政策变化的一条明线，分析可知：维护南海秩序和推进“准则”磋商是中国的南海政策和东盟政策的交汇点。此外，东盟成员国内部关于南海问题分歧的暗流，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东盟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使其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权利否决任何其认为值得商榷的用语。任何与“仲裁案”有关的或明或暗的表述因此都没有在正式声明中出现。但我们却不可得出东盟部分成员国真的已经把“裁决”搁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