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平衡”是一般性地区国家最常用的外交手段，也是他们博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目前越南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经济利益并非国家利益的全部，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同样非常重要，与中越两国源远流长的良好双边关系相比，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也可谓是“久拖不决”。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所限，越南急需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大国介入南海问题，以此帮助自身与中国抗衡。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抓住机会，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障碍。

本质上而言，搁置争议的目的在于共同开发，共同开发不彰，利益纽带就不牢靠，搁置争议也就失去意义。因此，破解中菲南海争议困局的关键仍在于双方围绕“共同开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后续中菲围绕南海问题进行磋商，这将是绕不开的重要而现实的问题之一。

中美应把围绕中国南沙岛礁的核心议题从“军事化”转向“战略稳定”。中美需要相互尊重各自在南海的利益，同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出共存与包容之道。这主要需要外交途径来完成，但在目前南海军事态势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形成稳定的两军相互威慑，也不失为走向长期包容格局的权宜之计。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缓解美军想要在南海维持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和中国想要加强对南海相关岛礁和海域的控制权之间的矛盾。如果特朗普政府足够务实，缓解这一矛盾是可以做到的。

“准则”若能最终达成，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全面性的体现，中国若通过南海局势的缓和实现与东盟关系的提升，能够形成中国在区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区域治理提供“杠杆”。王毅外长指出，南海问题处在降温过程中。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巩固与提升与东盟关系，推出稳定南海局势长期措施的适当时机。消弭分歧与争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国与东盟双方的共同目标。

各方就解决南中国海问题，已经开启了制度建设的窗口期，但过往经验表明，这样的谈判前景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然而，由于各方已经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谈判决心，在窗口期内实现突破仍是大概率事件。中方已经明确表示，有望在年内达成《行为准则》的框架文件，这不同于过去的模糊立场。而且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来看，就《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也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具有现实基础。

中国作为南中国海地区最主要的大国，理应与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一道承担起维护航线安全与地区和平的责任。其中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与海盗、武装抢劫则构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内容。然而，该地区依然有着中国务须慎重权衡的战略现实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国参与菲南部海域协同巡逻与打击海盗，虽已“出师有名”，但应找到更合适、稳妥的方式。贸然出师并非明智之举。

南海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的和平稳定既涉及南海地区各国的切身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区域内外有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共同朝着让南海回归平静、让南海争议回归本位、让争议解决之道回归正轨的方向而努力。

2017年亚太安全局势会因美国总统换届出现一些调整。但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会逐步塑造出稳定可控的周边海上安全局面。

2017年，南海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多变，并极有可能出现与2016年截然相反的走势，呈现出“低开高走”态势。其中随着东盟共同体的建成，东盟南海政策更加趋于统一，“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进程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根据2016满洲里中国—东盟高官会会谈成果，2017年将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初步达成共识之年。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必将进一步加快，有关各方围绕“准则”的性质、定位、内容等核心问题将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